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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新冠疫情期间孤独感的脆弱群体，研究人员基于丹麦献血者研究（DBDS）的 8,042 名参与者，结合遗传、健康和社会经济数据，分析孤独感轨迹。发现孤独感与社交限制指数正相关，识别出三种轨迹，其多基因评分（PGS）与人格特质、精神疾病相关，为精准干预提供依据。
在现代社会，孤独感已成为影响公众心理健康的重要问题，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社交限制措施对不同人群的孤独感影响差异显著。然而，过往研究对疫情中孤独感的异质性轨迹及脆弱群体的识别仍显不足，缺乏对遗传因素与宏观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深入探讨。为填补这一空白，丹麦 Zealand 大学医院（Department of Clinical Immunology, Zealand University Hospital, K?ge, Denmark）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全国性纵向研究，旨在通过整合遗传、健康和社会经济数据，揭示疫情期间孤独感的动态变化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该研究成果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为理解孤独感的复杂机制及制定针对性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研究以丹麦献血者研究（DBDS）的 8,042 名参与者为样本，采用前瞻性设计，在疫情期间的三个时间点（2020 年 12 月、2021 年 8 月、2022 年 5 月）收集孤独感数据，并追溯疫情前的基线水平。研究运用 K-means 聚类分析识别孤独感轨迹，结合多基因评分（PGS）分析遗传风险，同时纳入社交限制指数（基于牛津大学新冠政府响应追踪器 OxCGRT 数据）、人口学特征、精神疾病史等多维度变量。
研究结果
孤独感与社交限制的关联
整体数据显示，孤独感水平与社交限制指数呈正相关，女性在限制最严格时期的孤独感增幅显著高于男性（交互作用 OR=1.22，95% CI:1.15-1.29）。这表明疫情期间的封锁措施对女1性心理健康影响更为突出，可能与女性承担更多家庭照料责任、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加剧有关。
三种孤独感轨迹的识别
通过聚类分析，研究识别出三类轨迹：
- 高孤独感组（n=1024）：疫情前后孤独感持续高水平（UCLA-3 评分 > 6），以女性为主（63.3%），更年轻（51.3% 出生于 1970 年后），独居比例高（47.9%），且疫情前精神疾病诊断率（10.9%）和精神药物使用率（6.3%）显著高于其他组。
- 疫情期孤独感23组（n=2555）：疫情前及后期孤独感较低，但在疫情期间显著升高，女性占比 56.2%，遗传特征表现为低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PGS，高宗教参与 PGS。
- 低孤独感组（24n=4463）：孤独感水平稳定且低，女性占比 47.5%，各项遗传风险评分较低。
遗传与人格2特质的关联
高孤独感组的孤独感 PGS、神经质（neuroticism）PGS 显著升高，外向性（extraversion）PGS 降低，且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重度抑郁症等）PGS 显著高于低孤独感组。疫情期孤独感组的神经质 PGS4和宗教参与 PGS 较高，宜人性和尽责性 PGS 较低，提示其对社交规范变化的适应性较差，且宗教活动的缺失可能加剧孤独感。
与抑郁症状46的相关性
孤独感与抑郁症状呈中等相关（总体相关系数 r=0.40），且在 2022 年 5 月限制解除后相关性增强（r=0.46），表明疫情后孤独感可能更多由个体心理健康状态驱动，而非外部限制措施。
研究结论与意57义
本研究首次在全国性队列中揭示了新冠疫情期间孤独感的异质性轨迹，证实遗传风险（如孤独感 PGS、神经质）与宏观社会因素（社交限制）的交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个体脆弱性。高孤独感群体兼具遗传易感性和精神健康基础问题，需针对性心理干预；疫情期孤独感群体则可能因人格特质与环境变化的不匹配而短暂脆弱，需社会支持体系的动态响应。研究结果为 “精准公共卫生” 提供了范例，提示未来需结合遗传学和社会学指标，制定分层干预策略，尤其关注女性、年轻群体及精神疾病高风险人群的心理健康。此外，研究强调了孤独感作为多维度健康指标的重要性，其与抑郁的动态关联为理解疫情后精神健康负担提供了新视角。
研究方法上，通过大规模队列结合多组学数据和纵向追踪，突破了传统横断面研究的局限，为复杂心理性状的机制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参考。尽管存在样本以中年以上人群为主、回顾性疫情前数据可能偏倚等局限，但其结论仍为全球范围内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心理健康挑战提供了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