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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为应对 2007/2008 年粮食危机后种子部门提升作物生产力与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瓦赫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WUR）在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尼日利亚开展基于 “种子部门综合发展”（ISSD）的国家种子计划研究。发现三国应用 ISSD 原则有共性，但 sector realities 等不同，更新的 ISSD 原则为未来提供指导。
粮食安全始终是全球发展的核心议题，2007/2008 年的粮食危机更凸显了农业与种子部门的关键作用。传统的种子部门发展模式往往聚焦单一的正式商业种子系统，过度依赖线性发展路径，不仅难以覆盖玉米等主要作物之外的品种（如块根作物、地方蔬菜），还忽视了农民自主管理的非正式种子系统的重要性。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导致小农户难以获得多样化的优质种子，尤其在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作物适应性和生产力提升面临瓶颈。如何构建更具包容性、可持续的种子部门发展框架，成为全球农业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突破这一困境，荷兰瓦赫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Wageningen University & Research, WUR）联合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尼日利亚的国家合作伙伴，开展了一系列基于 “种子部门综合发展”（Integrated Seed Sector Development, ISSD）方法的国家种子计划研究。该研究聚焦三国种子计划的特征、ISSD 原则的应用、部门职能的重点及框架设计的启示，相关成果发表在《Agricultural Systems》，为全球种子部门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
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对参与三国种子计划的关键人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受访者需识别各阶段计划的核心成果，并基于 ISSD 原则和包含 “种子市场” 与 “种子部门治理” 两大领域的 sector framework（涵盖种子生产、价值链增值、服务提供、利用、利益相关方组织、监管、协调、资金等八大职能），对成果与原则、职能的相关性进行加权排序（最高 5 分，最低 0 分）。通过对访谈数据的主题聚类、定量分析与跨阶段对比，揭示计划实施的动态特征与效果差异。
4.1 项目阶段特征
4.1.1 埃塞俄比亚
项目历经四阶段（2009-2025 年），以 “本地种子企业（LSB）发展” 为核心，通过试点 - 巩固 - 推广模式，将农民种子生产群体转化为自主的市场导向型合作社，累计支持 270 个 LSB，涉及 20,000 农民，生产 27 种作物的 110 个品种认证种子。同时，通过建立区域多利益相关方平台，协调种子质量保证（SQA）、早期世代种子（EGS）供应等问题，并引入公民科学方法，组织 30,000 农民测试 364 个品种，推动非正式种子系统的品种应用。后期阶段加强与荷兰种子企业的公私合作（PPP），聚焦蔬菜和马铃薯种子的商业化体系构建。
4.1.2 乌干达
两阶段计划（2012-2021 年）借鉴埃塞俄比亚经验，通过能力建设将 30 个农民群体培育为 LSB，扩展至 256 个 LSB（含 52% 女性成员），生产 24 种作物的 100 个品种种子。针对认证体系不适应 LSB 的问题，推动 “质量声明种子（QDS）” 纳入国家政策，并通过多利益相关方对话，试点 EGS 供应新模式。第二阶段引入荷兰蔬菜种子企业，促进优质种子推广与市场多元化。
4.1.3 尼日利亚
单一阶段计划（2019-2024 年）以国家种子路线图为指导，聚焦种子法规创新与公私合作，试点 “持证种子检查员” 模式，优化品种发布流程，提升监管效率。通过支持荷兰种子企业与本地公司合作，强化蔬菜种子的市场推广，并建立国家级多利益相关方平台，推动种子部门治理协调。
4.2 ISSD 原则应用
三国计划均高度重视 “促进证据驱动创新”“支持适应性政策”“推动创业与市场导向” 原则。埃塞俄比亚通过 “评估 - 试点 - 推广” 模式建立 LSB 体系，乌干达利用证据推动 QDS 政策合法化，尼日利亚以试点数据驱动监管改革。值得注意的是，“承认非正式种子系统” 原则仅在埃塞俄比亚公民科学项目中显著体现，反映出 farmer-managed systems 在主流计划中的边缘化现状。跨阶段分析显示，埃塞俄比亚与乌干达在 LSB 发展中更注重 “促进正式与非正式系统互动”，而尼日利亚因政策导向侧重 “公私部门角色互补”。
4.3 部门职能重点
在 “种子市场” 领域，埃塞俄比亚与乌干达早期阶段聚焦 “种子生产”“价值链增值”，后期转向 “服务提供”；尼日利亚则因监管导向，重点发展 “种子服务” 与 “价值链增值”。在 “治理” 领域，三国均重视 “部门协调”，但埃塞俄比亚更侧重区域平台建设，乌干达与尼日利亚则强化 “监管” 与 “利益相关方组织”。值得关注的是，“种子部门资金” 职能在三国中均未得到充分重视，反映出可持续融资机制的缺失。
研究表明，ISSD 方法通过承认多元种子系统（突破 “正式 - 非正式” 二元对立）、强调部门职能协同（市场与治理领域联动）、推动证据驱动的转型（从 “发展” 到 “有意识的变革”），显著提升了三国种子部门的多样性与韧性。更新后的 ISSD 原则（新增 “强化农民管理种子系统”“推动部门转型” 等条目）更加强调性别平等、环境可持续性与多利益相关方协同，为应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框架。
尽管研究未直接评估项目对作物产量或农民收入的影响，但其构建的多元种子系统模型与政策创新路径，为发展中国家优化种子部门战略、平衡商业利益与小农户需求提供了实践范例。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 farmer-managed systems 的制度性支持、性别视角的纳入，以及气候适应性品种的跨系统整合，以推动种子部门向更公平、可持续的方向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