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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传统医学体系中疾病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空白，由巴西研究团队以塞拉格兰德社区 95 人为样本，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结合 GLM 模型，发现年龄（51-70 岁组）和药用植物资源可及性显著影响风险认知，为社区健康政策与生态保护结合提供科学依据。
论文解读
在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疾病风险认知始终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复杂议题。传统医学体系中，人们对疾病威胁的感知不仅依赖生物学指标，更与社会文化、经济水平及自然资源密切相关。然而，现有研究对社会经济因素（如年龄、教育、收入）与药用植物资源可及性如何共同作用于风险认知的机制尚不明确，尤其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农村社区，这种认知差异可能直接影响疾病预防与治疗行为。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巴西联邦农村大学（UFRPE）等机构的研究团队聚焦巴西东北部佩尔南布哥州的塞拉格兰德社区，开展了一项融合民族植物学与公共卫生学的跨学科研究，相关成果发表于《Journal of Ethnobiology and Ethnomedicine》。
研究背景与科学问题
在巴西东北部的塞拉格兰德社区，居民长期依赖传统药用植物应对健康问题，但该地区面临森林砍伐导致的植物资源减少、基础医疗服务匮乏（无诊所或医院，需前往 21 公里外的医疗点）等挑战。在此背景下，研究团队提出核心问题：社会经济因素（性别、年龄、教育、收入）是否影响疾病风险认知？药用植物资源可及性与风险认知之间存在何种关联？这些认知差异是否与疾病严重程度评估相关？
研究方法与样本特征
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对 95 名社区居民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通过自由列表法收集药用植物使用数据，运用排序技术和六点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评估疾病风险认知（0 = 不严重至 5 = 极其严重）和植物资源可及性（0 = 不可得至 5 = 非常可得）。社会经济数据涵盖性别、年龄（18-30 岁、31-50 岁、51-70 岁、71-85 岁）、教育水平（文盲、小学未毕业等）及家庭收入（政府补助、最低工资等）。数据分析采用 R 软件的广义线性模型（GLM），其中泊松家族模型用于分析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二项式家族模型验证植物可及性与风险认知的关联。
研究结果
药用植物资源特征
社区共使用 117 种药用植物，分属 46 科，以豆科（Fabaceae，12 种）和唇形科（Lamiaceae，10 种）为主。叶片（40%）和茎皮（20%）为最常用部位，采集地点主要为后院（43%）和森林（36%）。高频使用物种包括香茅（Cymbopogon citratus）、白 Lippia（Lippia alba）和薄荷（Mentha piperita），主要用于消化疾病、感冒和焦虑等常见健康问题。
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仅年龄变量对风险认知有显著影响（z=1.978，p=0.04798），其中 51-70 岁年龄组对疾病风险的感知显著高于其他组，可能与该群体慢性病经历更丰富相关。性别、教育水平及收入均未显示统计学关联（p>0.05），提示在社会同质化程度高的社区，健康信息普及（如社区卫生工作者的作用）可能弱化传统社会经济差异的影响。
植物可及性与风险认知的关联
药用植物资源可及性对风险认知呈负向影响（z=-6.315，p<0.0001），即资源越匮乏，疾病风险感知越高。模型显示，当可及性评分每增加 1 单位，高风险疾病认知概率降低 60.36%。这一结果印证了 “资源可及性增强健康控制感” 的假设，尤其在依赖传统医学的农村地区，植物资源的生态保护直接关联居民健康安全感。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农村社区疾病风险认知的多维驱动机制：年龄带来的健康经验积累是个体认知差异的核心社会因素，而药用植物资源的生态可及性则是关键环境变量。社会同质化背景下，社区卫生工作者通过巴西统一卫生系统（SUS）传播的标准化健康信息，可能缩小了性别、教育等因素的认知差异，这一发现为优化基层医疗服务提供了新视角。
研究同时指出，森林砍伐导致的药用植物资源减少不仅威胁生物多样性，更通过 “资源匮乏 - 风险认知升高 - 应对能力下降” 的恶性循环加剧社区健康脆弱性。因此，整合生态保护政策与社区健康干预（如建立药用植物种植园、推广可持续采集）成为提升农村健康韧性的必要路径。此外，研究中观察到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疗的 “混合化” 趋势（如通过社交媒体获取健康信息），提示需在公共卫生策略中重视本土知识与数字技术的协同应用。
该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的社会同质性可能限制结论的普适性，但作为首批探讨药用植物资源与风险认知关联的实证研究，其成果为理解传统医学体系中的健康行为提供了跨学科框架，对全球类似生态 - 社会系统的健康公平性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