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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义齿性口炎（DS）相关因素，研究人员对 150 名义齿佩戴者展开研究，检测唾液中 IL-1β、TNF-α、MMP-9 水平。发现局部义齿因素显著影响 DS 发生，患者炎症标志物水平显著升高，为 DS 防治提供依据。
义齿性口炎（Denture Stomatitis, DS）作为可摘义齿佩戴者最常见的口腔黏膜病变，如同口腔内的 “隐形杀手”，持续困扰着众多患者。其发病机制复杂，涉及局部机械刺激、微生物感染与全身免疫失衡等多重因素。目前，关于局部义齿因素如何直接调控炎症反应的机制尚不明确，且多数研究聚焦于单一微生物因素，缺乏对义齿稳定性、咬合关系、佩戴时间等多因素交互作用的深入探讨。此外，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义齿佩戴者比例攀升，而衰老导致的口腔黏膜生理退化（如上皮变薄、唾液分泌减少）进一步增加了 DS 的发病风险，因此亟需从多维度揭示 DS 的致病机制，为临床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塞尔维亚尼什大学医学院口腔医学与牙周病学诊所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病例对照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BMC Oral Health》。该研究以 150 名成年部分或全口义齿佩戴者为对象，其中 100 例 DS 患者作为病例组，50 例无黏膜病变的义齿佩戴者作为对照组，通过检测唾液中白细胞介素 - 1β（IL-1β）、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和基质金属蛋白酶 - 9（MMP-9）等炎症标志物水平，系统分析局部义齿因素与炎症反应的关联。
研究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首先，通过临床检查与问卷调查收集义齿稳定性、咬合情况、夜间佩戴习惯、义齿使用年限等局部因素数据；其次，运用高灵敏度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唾液中 IL-1β、TNF-α、MMP-9 的浓度；最后，采用 t 检验、曼 - 惠特尼检验、方差分析（ANOVA）及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等统计学方法，评估各因素与 DS 及炎症标志物的相关性。
局部义齿相关因素与 DS 的关联
- 稳定性与咬合：DS 患者中义齿稳定性良好者占 62%，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86%（p=0.006）；咬合良好者仅 47%，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80%（p<0.001），提示不稳定义齿与咬合异常是 DS 的重要风险因素。
- 夜间佩戴与义齿年龄：49% 的 DS 患者有夜间佩戴习惯，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10%（p<0.001）；义齿使用超过 10 年的患者占比 36%，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p=0.033），表明夜间佩戴及义齿老化可加剧黏膜损伤与感染风险。
- 义齿类型与创伤：部分与全口义齿佩戴者的 DS 发生率无显著差异（p=0.452），但全口义齿患者唾液 TNF-α 水平更高（p=0.013）；创伤在 DS 组的发生率为 9%，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p=0.438），可能与创伤后黏膜修复较快有关。
炎症标志物的差异与影响因素
- 总体水平对比：DS 组唾液 IL-1β（162.09±138.53 pg/ml）、TNF-α（36.48±7.40 pg/ml）、MMP-9（175.58±180.53 ng/ml）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01），证实炎症反应在 DS 发病中的核心作用。
- 局部因素的影响：夜间佩戴义齿者 IL-1β 与 MMP-9 水平显著升高（p<0.001，p=0.002）；咬合不良者 TNF-α 水平更高（p=0.009）；全口义齿佩戴者 TNF-α 水平高于部分义齿者（p=0.013）。义齿稳定性、创伤及使用年限与炎症标志物无显著关联（p>0.05）。
- 多变量分析：创伤（OR=9.868，p=0.017）与 TNF-α 水平（OR=1.274，p<0.001）是 DS 的独立危险因素，而 MMP-9 水平升高与 DS 风险呈负相关（OR=0.959，p=0.002），可能与组织修复机制有关。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证实局部义齿因素通过机械刺激、微生物定植与唾液微环境改变等多重机制，协同促进 DS 的发生发展。夜间佩戴义齿、义齿不稳定及咬合不良是关键风险因素，可显著上调 IL-1β、TNF-α 等促炎细胞因子，加剧黏膜炎症与组织损伤。唾液炎症标志物（尤其是 IL-1β 与 TNF-α）可作为 DS 早期诊断的非侵入性指标，而 MMP-9 的动态变化可能反映组织重塑进程。
研究结果为临床制定 DS 综合防治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一方面，需加强对义齿佩戴者的口腔卫生教育，倡导夜间取下义齿、定期清洁维护及专业调改咬合；另一方面，建议将唾液炎症标志物检测纳入 DS 高危人群筛查，以实现早期干预。此外，研究揭示了局部义齿因素与全身炎症的潜在关联，为探索 “口腔 - 全身健康” 交互作用提供了新视角。未来需进一步开展纵向研究，动态追踪多因素对 DS 病程的影响，为开发靶向抗炎疗法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