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因素与女性不孕症健康结局的关联：基于国家健康保险数据库的病例对照研究

韩国研究人员针对日益严重的女性不孕问题，利用国家健康保险数据库（NHIS）开展病例对照研究，通过倾向评分匹配分析24,325对不孕与分娩女性的数据，发现酗酒、吸烟、低体重（BMI<18.5 kg/m2）、高血压、糖尿病、肾功能下降（e-GFR<90 ml/min）和月经紊乱（N91-N94）是显著风险因素，而超重（BMI≥23 kg/m2）和贫血呈负相关。该研究为东亚人群提供了个性化孕前保健（preconception care）的重要循证依据。

　　

在全球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韩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育危机——2023年总和生育率跌至0.72的历史最低值，与此同时不孕症患病率却以每年1.2%的速度攀升。这种"双低困境"使得探究不孕症的可调控因素成为公共卫生优先事项。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显示全球约17.5%人群遭遇不孕困扰，而韩国35岁以上女性中该比例高达三分之一。尽管辅助生殖技术（ART）如体外受精（IVF）和宫腔内人工授精（IUI）的医保覆盖范围自2017年来逐步扩大，但关于生活方式对生育力影响的高质量本土证据仍然匮乏。

韩国明知学院健康医疗信息系的Boyoung Jeon团队联合成均馆女子大学生物健康融合学院的研究人员，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国民健康保险数据库（NHIS）中的一般健康筛查计划（GHSP）数据，开展了一项精心设计的病例对照研究。这项发表在《Reproductive Health》的研究首次系统揭示了韩国女性不孕症的七大可调控风险因素和三项保护性因素，为东亚人群的孕前健康管理提供了精准干预靶点。

研究团队采用多阶段数据筛选策略：首先从2020年NHIS数据库中识别25,333例首次不孕诊断（ICD-10 N97）女性和73,759例分娩女性（O80-O84），通过倾向评分匹配（PSM）平衡年龄、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CI）和收入水平后，最终纳入48,650例匹配样本。研究创新性地将GHSP中的客观体检指标（如血压、空腹血糖、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与保险理赔数据中的月经紊乱诊断（N91-N94）相结合，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各类风险因素的调整后比值比（aOR）。

【主要结果】

生活方式风险因素：
• 饮酒与吸烟：不孕女性酗酒（AUDIT≥8）比例显著更高（44.1% vs 39.1%），其不孕风险增加23%（aOR=1.23）；当前/既往吸烟者的不孕风险提升28%（aOR=1.28）。值得注意的是，不孕组参与剧烈运动（≥1次/周）的比例反而更高（39.6% vs 35.4%），提示过度运动可能不利生育。

体重代谢指标：
• 体重异常：低体重（BMI<18.5 kg/m²）女性不孕风险增加17%（aOR=1.17），而超重（BMI≥23 kg/m²）反而显示保护效应（aOR=0.92）。研究者推测这可能与分娩组孕期体重增加导致的测量偏倚有关。

慢性疾病关联：
• 代谢紊乱：高血压（BP≥140/90 mmHg）和糖尿病（FBS≥125 mg/dl）分别使不孕风险升高27%和17%。肾功能下降（e-GFR<90 ml/min）的aOR达1.25，但蛋白尿（trace+）未显示显著差异。

生殖系统特征：
• 月经与贫血：不孕组月经紊乱诊断率更高（38.7% vs 35.9%，aOR=1.14），而贫血（Hb<12 g/dl）比例显著更低（8.4% vs 12.0%，aOR=0.67），后者可能与分娩相关的铁需求增加有关。

【结论与意义】
该研究首次基于韩国全国性数据证实，除已知的生殖系统因素外，代谢异常（高血压、糖尿病、肾功能障碍）和极端生活方式（酗酒、吸烟、过度运动）共同构成不孕症的风险网络。特别重要的是，研究发现东亚女性BMI与不孕的关系呈现U型曲线，这与西方研究存在种群差异。

从临床实践角度，研究建议将孕前保健（preconception care）关口前移：对计划妊娠女性应常规筛查肾功能（e-GFR）和糖代谢指标，并提供针对性的戒酒、戒烟咨询。政策层面，研究支持将GHSP中的心理健康筛查（如PHQ-9）频率从十年一次改为两年一次，以早期发现抑郁等潜在影响因素。这些发现不仅为韩国扩展不孕症医保覆盖（如2024年取消ART年龄和收入限制）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其他面临低生育率挑战的东亚国家制定了精准干预蓝图。

研究局限性包括未能纳入配偶因素、心理压力数据，以及回溯性设计导致的时序关系不确定。未来需结合前瞻性队列验证剧烈运动与贫血的反常关联，并细分不孕亚型（如N97.0排卵障碍 vs N97.1输卵管因素）进行差异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