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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金融发展（FD）在经济增长（EG）与环境质量（EQ）关系中的作用，研究以澳大利亚 1980-2021 年数据为样本，运用 ARDL 模型分析。发现 FD 无论直接还是通过 EG 间接作用均恶化 EQ，能源消费、城市化亦不利，贸易 openness 有益。为环保政策提供依据。
在全球气候变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大背景下，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成为现代经济体面临的关键挑战。当前，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影响机制尚未明晰，既有研究对金融发展通过经济增长渠道对环境质量的调节作用关注不足，且在衡量金融发展时存在维度不全面等问题。澳大利亚作为发达经济体，其金融 sector 对经济增长贡献显著，但同时也是全球主要碳排放国之一，实现净零排放目标迫切需要厘清金融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基于此，相关研究人员开展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调节效应的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为全球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环境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为开展研究，研究人员选取澳大利亚 1980-2021 年的数据，以温室气体排放作为环境质量（EQ）的 proxy，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金融发展（FD）指数衡量金融深度、 access、效率，并引入银行信贷与存款比率、股价波动作为金融 stability 的 proxies，通过主成分分析（PCA）构建 FD 综合指数。同时，纳入人均 GDP（EG）、人均能源消费（ENG）、贸易 openness（TO）、城市化率（URB）、外国直接投资（FDI）作为控制变量。研究运用增强迪基 - 富勒（ADF）检验判断数据平稳性，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分析变量间长期与短期关系，通过边界检验、误差修正模型（ECM）及一系列诊断 tests 确保结果可靠性。
实证结果与分析
变量平稳性与长期关系验证
通过 ADF 检验发现，除金融发展（LnFD）在水平序列平稳（I (0)）外，其余变量均为一阶单整（I (1)）。边界检验表明，主模型与调节模型均存在显著长期协整关系，支持 ARDL 模型应用。
主模型：金融发展对环境质量的直接影响
长期估计显示，金融发展（FD）每增加 1%，温室气体排放上升 0.084%，表明 FD 直接恶化环境质量。经济增长（EG）、能源消费（ENG）、城市化（URB）亦显著加剧排放，而贸易 openness（TO）每增加 1% 使排放减少 0.164%，对环境有改善作用。短期结果与长期一致，FD、EG、ENG、URB 的短期冲击均加剧污染，且 FD 的短期效应（系数 0.245）强于长期，FDI 在短期显著加剧排放。
调节模型：金融发展通过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
引入 FD 与 EG 的交互项（FD*EG）后，长期估计显示其系数为 0.025，表明 FD 通过促进 EG 间接恶化环境质量，即 FD 的调节作用加剧了 EG 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短期调节效应系数为 0.018，虽小于长期，但仍显著，说明经济需时间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充分调整。
结论与政策启示
研究表明，澳大利亚的金融发展不仅直接导致环境质量下降，还通过增强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与能源需求间接加剧污染。能源消费依赖非可再生资源、高城市化率带来的资源压力是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而贸易 openness 带来的技术效应则有利于环保。此外，FDI 的环境影响在长期中性，但短期加剧污染，可能与资本流入的产业结构有关。
该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明确方向：金融机构需优化投资组合，转向绿色金融，降低对高污染产业的资金支持；政府应引导金融 sector 以低成本资金扶持绿色技术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同时加强 FDI 的环境监管。此外，推动产业向低能耗转型、合理规划城市化进程也是改善环境质量的关键。研究首次全面考量金融发展的多维度（深度、 access、效率、 stability）对环境的影响，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其结论对发达国家平衡经济增长与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数据周期，纳入更多金融 stability 指标，并开展跨国比较分析，以更全面揭示金融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关联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