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重与肥胖人群对癌症风险沟通的感知：一项揭示健康信息传递困境与改进路径的质性研究

本研究针对肥胖/超重（Obesity/Overweight）人群在接收癌症风险信息时的感知困境，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揭示简化风险沟通可能加剧污名化（Stigma）并降低健康行动力。研究人员发现，参与者普遍缺乏对肥胖相关癌症风险（如BC4、CRC5）的认知，且现有沟通方式易引发自责与无助感。研究提出需优化风险沟通策略，强调多途径干预（如ECAC2指南）及公共责任共担，为癌症预防提供伦理化实践方向。

　　

肥胖与癌症的关联早已被科学证实——全球约17%的癌症死亡与肥胖相关³，超重会显著增加绝经后乳腺癌（BC）和结直肠癌（CRC）等风险。然而，当健康机构试图向超重人群传递这些风险信息时，却可能陷入两难：既需要提高公众认知，又可能因沟通方式不当加剧社会对肥胖者的污名化（Stigma）。这种污名化被定义为"因体重产生的负面态度"，已在教育、医疗等领域造成广泛歧视¹⁶。更矛盾的是，瑞典约50%成年人处于超重或肥胖状态⁸，但医护人员（HCPs）却因担心冒犯患者而回避体重讨论¹⁵。

为破解这一困局，瑞典的研究团队Grauman Asa等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研究。他们招募11名自评超重的瑞典成年人（24-70岁），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反射性主题分析（RTA）^32,33，深入挖掘了该群体对癌症风险信息的真实感知。研究特别关注三类核心问题：风险信息如何影响个人心理？医疗互动如何塑造信任？社会责任应如何分配？

研究方法上，团队通过便利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招募参与者，避免直接测量体重以减少偏见⁴³。访谈采用多模式（线上/电话/面对面）进行，数据经专业转录后使用Atlas.ti 9软件进行编码分析，严格遵循RTA框架⁴²以确保研究严谨性。

研究结果呈现三大主题：

1. 个人风险反思：多数参与者首次知晓肥胖与癌症的关联，信息虽具个人相关性（"这关乎我的身体"），但引发"行走的风险因子"式焦虑。部分人因家族癌症史而淡化风险，反映风险认知的个体差异性³⁴。
2. 医疗互动构建信任：负面就医经历（如医生将一切健康问题归咎于体重）严重损害信任。参与者呼吁HCPs提供超越减重的多元干预方案（如ECAC推荐的疫苗接种和筛查²），并采用"人性化沟通"替代说教式建议。
3. 责任分配与归咎：社会将肥胖简单归因于"懒惰"的倾向加剧了参与者的被指责感。他们主张专家应主动纠正媒体对研究的误读，政府需通过政策（如建设免费健身房）改善致胖环境。

讨论部分尖锐指出：当前简化版风险信息（如"肥胖致癌"标语）虽符合透明度伦理，但忽视卡斯的公共卫生伦理六问框架⁴⁰——尤其是"潜在负担是否可接受"。研究建议采用美德伦理（Virtue Ethics）⁴¹指导沟通，要求风险传播者兼具专业性与共情力。例如在临床场景，应评估患者心理状态后再传递风险信息；在公共传播中，需同步普及肥胖的复杂成因（如药物副作用、精神疾病）。

这项发表于《BMC Public Health》的研究具有双重突破：首次在癌症风险沟通中整合体重污名化视角，并提出"预防-去污名化"协同策略。其结论为全球癌症预防计划提供了关键修正——当我们在ECAC指南中添加"保持健康体重"时，必须同步构建无偏见的社会支持系统。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言："如果信息只让我感到自己是问题所在，却不告诉我如何解决，那它就不是在帮助，而是在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