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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推荐聚焦集体音乐创作在不同社会差异大的问题，研究人员以四个土著社会为对象，探讨集体行动、音乐专业知识和风格的影响。发现集体行动规模和宗教性是主因，还受文化流失影响，为音乐进化理论提供新视角。
音乐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其演化机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主流音乐进化理论认为，音乐是一种参与性的群体活动，具有增强和 / 或 signaling 社会凝聚力的适应性功能，像 “音乐作为社会纽带” 理论提出音乐通过行为同步的奖励和依恋形成效应来建立和维持社会联系，“音乐作为可信信号” 理论则指出同步的音乐节奏活动能使群体表明联盟实力。然而，现实中集体音乐创作（Collective Music-making）的流行程度在不同社会差异显著，甚至在某些社会中极为罕见，这与理论预期存在矛盾。例如帕特尔（Patel）和冯?鲁登（von Rueden）指出南美等地多个社会群体歌唱和舞蹈相对稀少，希尔顿（Shilton）等的跨文化研究也显示群体歌唱的盛行程度存在很大差异，且与社会结构无一致关联。那么，为何在一些小规模社会中集体音乐创作占据重要地位，而在另一些社会却很少实践？这成为音乐进化理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为解答这一疑问，来自相关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针对四个集体音乐创作罕见的土著社会的研究，分别是玻利维亚低地的提斯曼人（Tsimane）、巴拉圭东部的阿切人（Ache）、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的阿约雷奥人（Ayoreo）以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的图瓦人（Tuvans）。研究旨在评估集体行动假说、音乐专业知识假说和音乐风格假说这三个因素对集体音乐创作流行程度的相对影响及相互作用，相关成果发表在《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跨文化比较和民族志研究的方法，从两个全球音乐语料库中选取符合条件的社会作为案例，并通过咨询人类学家验证和扩展已发表的民族志信息。对每个案例，详细描述其地理、社会经济和历史背景，以及传统集体行动（聚焦生存、战争和宗教活动）和传统音乐实践（包括集体音乐创作的情况及音乐专业知识和风格的影响）。
提斯曼人（Tsimane）
提斯曼人居住在玻利维亚低地森林，社会以扩大家庭为中心，集体行动多局限于扩大家庭，宗教仪式曾由萨满（cocojsi’）组织。传统音乐创作罕见，多为 solo 表演，仅在儿童玩耍时有少量协调歌唱，过去宗教仪式中萨满主导歌唱，其他人伴舞。如今受福音派传教士影响，部分人参与基督教赞美诗的集体歌唱，但传统音乐仍以 solo 为主。
阿切人（Ache）
阿切人生活在巴拉圭东部， subsistence 依赖狩猎采集，集体行动包括小型狩猎和偶尔的集体捕鱼，战争多为小规模袭击。北部阿切人无宗教仪式记录，传统歌唱均为 solo，男女歌词内容和风格不同，南部阿切人保留更多传统，存在女性集体 lamentation 等 group singing 形式。
阿约雷奥人（Ayoreo）
阿约雷奥人分布在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北部，历史上受殖民影响大，传统集体行动包括季节性盐采集和年度仪式，宗教活动曾有个体歌唱但无集体歌唱证据。音乐以 solo 为主，分为有力量的 puyac 歌曲（多由萨满演唱）和非 puyac 歌曲（如讲述故事的 irade），集体歌曲和舞蹈极少。
图瓦人（Tuvans）
图瓦人居住在俄罗斯图瓦共和国，传统以游牧为生，集体行动以家庭和小群体为主，宗教活动受压制但近年有萨满教复兴。音乐以 timbre-centered 的 throat-singing（x??mei）为主，强调 solo 表演的音色结构，仅在大型节日如 Naadym 和 Shagaa 时有自发的 group singing 和少量舞蹈。
研究结果表明，集体行动的规模和宗教性是影响集体音乐创作最重要的因素。在这些文化中，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和宗教活动更可能伴随音乐创作，而宗教仪式中音乐是否集体进行取决于宗教歌唱是否由专业人员主导。音乐专业知识的影响主要局限于宗教背景下萨满等专家的主导地位，成熟的 solo 音乐风格不一定阻止其他社会场景的群体表演。此外，殖民和帝国势力的影响导致的文化流失也是集体音乐创作减少的重要原因。尽管这些社会集体音乐创作罕见，但在重要社会事件中仍会发生，支持了群体功能主义观点。同时，研究凸显了音乐宗教功能的核心地位，指出音乐进化理论需更好地探讨这一方面。
这项研究不仅为解释集体音乐创作的社会差异提供了新视角，也强调了宗教和集体行动在音乐演化中的重要性，呼吁音乐进化理论整合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为深入理解音乐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和演化路径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