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孕产妇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现状及影响因素的混合方法研究

为解决孕产妇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率低的问题，上海两家妇幼保健院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混合方法研究。结果显示，仅54.5%的筛查阳性者使用了心理健康服务，影响因素包括多产、高教育水平、经济压力及配偶支持不足等。研究强调需提高公众意识并优化服务系统，对改善孕产妇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孕产期是女性生命中的特殊阶段，生理与心理均经历显著变化。此时期荷尔蒙波动可能诱发精神疾病，叠加身体形象焦虑、分娩恐惧及育儿压力，易引发焦虑和抑郁^[1,2]。研究证实，母亲心理健康问题不仅影响自身健康与社会功能^[3,4]，还可能导致胎儿生长受限、早产及低出生体重等不良妊娠结局^[5,6]。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报告，心理健康问题是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占孕产相关死亡的23%^[7]。此外，母亲心理健康问题还与子代神经行为发育异常相关，如认知、行为及社交障碍^[8,9]。因此，预防和及时干预孕产妇心理健康问题对母婴健康至关重要。

在中国，尽管焦虑和抑郁在孕妇中的患病率分别达18.8%和26.5%^[10]，但孕期及产后的心理健康服务仍不足^[11]。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0年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倡导将抑郁筛查纳入孕产期常规检查^[12]。部分妇幼保健机构据此建立了心理健康服务，包括筛查及音乐疗法、心理咨询等支持措施。然而，阳性筛查后的服务利用率尚不明确。高收入国家研究显示，时间限制、社会污名、服务可及性差及家庭或医疗支持不足是主要障碍^[13-17]；中国情境下则存在依赖自我调节、专业帮助需求感知低等问题，此外，对心理健康服务的负面态度、病耻感、家庭支持缺乏及疾病认知不足也阻碍服务利用^[18,19]。目前针对孕产妇心理健康服务利用决定因素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基于Anderson行为模型，系统分析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并通过质性研究探讨促进与阻碍因素，旨在为改善服务可及性和质量提供依据。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收敛并行混合方法，同步收集定量与定性数据。定量研究以Anderson行为模型为指导，纳入上海两家妇幼保健院的561名筛查阳性孕产妇，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人口学、心理状态、社会支持及服务利用信息。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服务利用的决定因素。定性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对22名服务使用者、提供者及管理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探讨服务利用的促进与阻碍因素。

研究结果
参与者特征
516名有效参与者中，80.2%处于孕期，19.8%为产后。平均年龄29岁，44.6%的孕产妇及其伴侣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54.5%的筛查阳性者在阳性筛查后使用了心理健康服务，初产妇使用率显著低于经产妇（p<0.001），高教育水平者使用率较低（p=0.001）。经济压力大、配偶支持不足及对社区服务设施缺乏了解均降低服务利用率（p<0.05）。

多变量分析
多变量逻辑回归显示，经产妇使用服务的概率低于初产妇（OR=1.91，95%CI:1.18-3.07，p=0.01）；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使用率较低（OR=2.37，95%CI:1.16-4.85，p=0.02）；感知经济压力大者使用率更低（OR=2.24，95%CI:1.12-4.47，p=0.02）；配偶不支持者使用率显著降低（OR=3.07，95%CI:1.89-4.98，p<0.001）；不了解社区服务设施者使用率较低（OR=2.84，95%CI:1.66-4.85，p<0.001）。

质性研究结果
三大主题被识别：公众对孕产妇心理健康问题的认知不足、精神健康相关污名及不完善的孕产妇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多数受访者表示，孕产妇及其家庭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知不足导致服务利用延迟。污名化使女性害怕被贴标签，回避求助。此外，医护人员缺乏专业培训，随访机制缺失，现有服务难以满足需求。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表明，上海筛查阳性孕产妇的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率为54.5%，低于发达国家但高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多产、高教育水平、经济压力及配偶支持不足是主要阻碍因素。公众认知不足、污名化及服务体系缺陷进一步限制服务利用。研究强调需加强公众教育，消除污名，并通过政策支持提升服务可及性与质量。未来研究应扩大样本范围并深入探讨不同人群的需求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