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大利亚共同管理模式评估：优势、挑战与迈向协同治理的路径

本研究针对南澳大利亚原住民与国家公园共同管理(Co-management)体系中的权力失衡问题，通过分析立法框架、行政实践和实地管理案例，揭示了现有协作仅局限于公园管理规划而未能触及制度设计的局限性。研究提出从共同管理向协同治理(Co-governance)转型的路径，为全球保护区的原住民权利保障和生态可持续性提供了创新范式。

　　

在当代全球生态与政治危机交织的背景下，保护区管理正经历从排他性保护向社区参与模式的转型。然而这种转型面临深层矛盾：尽管协作保护已成为国际共识，但原住民群体在决策体系中的参与往往被限制在既定框架内。南澳大利亚作为澳大利亚原住民共同管理的先行区域，其64%的保护区已建立共同管理机制，却长期存在立法设计单向性、行政权力集中化等问题，导致原住民知识体系与土地主权诉求难以充分实现。

阿德莱德大学研究人员通过历时三年的混合方法研究，系统评估了该地区共同管理体系的运行效能。研究团队选取Ngaut Ngaut和Gawler Ranges等12个典型共同管理委员会为案例，结合政策文本分析(1972年《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法》等)、9次委员会会议参与式观察、42位利益相关者深度访谈（20位原住民代表和22位非原住民管理者）以及4个保护区的实地考察。通过后结构主义与原住民方法论融合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制度设计中的结构性权力失衡。

研究结果呈现为五个递进层面：在立法框架层面，发现《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法》将共同管理限定于特定保护区类型（如国家公园、荒野保护区），而游戏保护区和海洋保护区等被排除在外，这种人为划分与原住民"Country"（原住民对土地、水域及精神联结的整体概念）的整体性认知存在根本冲突。行政实践层面显示，环境部长单方面决定共同管理机构的设立与升级，导致Lake Torrens等重要圣地被排除在协作体系之外。管理实践中的结构性失衡表现为：仅有10个保护区由具有决策权的委员会管理，其余25个仅为咨询性质；程序上西方会议议程主导讨论，与基于文化层级的原住民决策传统形成张力。

值得注意的是，共同管理仍带来显著积极成果：Dhilba Guuranda-Innes国家公园等案例显示，共同管理计划比州立保护区更强调生态文化双重价值；Arabana等原住民群体通过共同管理机制重获接触故土的机会；Working on Country（联邦政府原住民护林员项目）等计划创造了就业岗位。但研究同时揭示，现有体系难以应对跨界生态威胁——如Great Artesian Basin（大自流盆地）地下水开采导致的mound springs（丘泉）退化，凸显了局部管理方案的局限性。

研究创新性提出从共同管理向协同治理的转型路径，借鉴了新西兰Waipā River Act（怀帕河法案）等国际案例中的立法创新经验。这种转型包含三个维度：操作层面强化现有委员会成员间关系网络；制度层面建立原住民参与立法修订的共治机制；认识论层面推动西方知识体系对原住民Ruwe/Ruwar（土地-水域-精神互联）哲学的吸收。这种多层改革呼应了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对原住民权利的保护承诺，同时突破了30x30目标（2030年保护30%陆地和海洋）中隐含的"保护-利用"二元对立思维。

讨论部分尖锐指出，当前保护范式存在"隐形殖民性"——将自然保护与资源开发割裂的认知本身源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研究通过南澳大利亚案例证明，只有当协作延伸到政策制定源头（如允许原住民设计保护区分类标准），才能真正打破权力垄断。这种转变不仅具有正义价值，对生态保护也至关重要：Ngarrindjeri Nation（恩加林杰里民族）的案例显示，基于传统知识的Kungun Ngarrindjeri Yunnan（倾听恩加林杰里声音协议）协议显著提升了Murray-Darling Basin（墨累-达令盆地）流域管理效能。

该研究发表于人文地理学顶级期刊《Geoforum》，其重要意义在于：方法论上开创了政策文本分析与原住民口述史的融合路径；实践层面为澳大利亚各州推进条约谈判提供了保护区治理的参考模板；理论上挑战了"渐进式改革足够"的主流观点，证明结构性变革的紧迫性。正如论文结论强调，共同管理仅是迈向环境正义的中间站，真正的协同治理需要西方社会根本反思其自然观——这正是全球生态危机时代最深刻的文化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