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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道路:政治意识形态与政党偏好如何驱动公众对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支持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5年05月27日 来源: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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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气候变化政策支持中的政治分化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关于政治意识形态(welfarism和economic left–right orientation)与政党偏好如何影响公众对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政策支持的研究。通过英国代表性样本(N=2,515),研究发现左倾个体更支持公共交通倡议,而welfarism政治意识形态在多数情况下起关键作用,且受政治兴趣和政党亲近度调节。该研究为理解政策支持的政治驱动因素提供了新视角,对促进气候政策共识具有重要意义。
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性挑战,而减少碳排放的政策努力却常因公众支持的分化而受阻,这种分化往往沿着政治路线展开。在英国,交通运输部门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占2022年总排放量的28%。然而,公众对限制汽车使用、改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政策支持却存在显著的政治分歧。特别是在自行车道建设等议题上,英国社会出现了激烈的"自行车反弹"(bikelash)现象。这种政治极化现象不仅阻碍了气候政策的实施,也反映出更深层次的社会价值冲突。
为揭示这一现象背后的驱动因素,来自国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利用英国社会态度调查(BSA)2021年数据,首次系统研究了政治意识形态(包括福利主义welfarism和经济左-右取向economic left-right orientation)和政党偏好如何影响公众对六类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政策的支持。这项开创性研究发表在《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上,为理解环境政策支持的政治基础提供了重要见解。
研究人员采用了多项关键技术方法:1) 利用BSA调查的代表性样本(N=2,515),该样本通过复杂的加权方法确保了英国社会的代表性;2) 构建了两个政治意识形态量表:经济左-右量表(包含5个条目,Cronbach's α=0.830)和福利主义量表(5个条目,Cronbach's α=0.849);3) 采用有序逻辑回归分析数据;4) 运用优势分析(dominance analysis)评估变量的相对重要性;5) 通过交互作用检验政治兴趣和政党亲近度的调节效应。
研究结果呈现了多方面的发现:
福利主义与公共交通支持
福利主义量表显示出与公共交通支持最强烈且一致的关系。优势分析表明,福利主义解释了总体态度41%的方差,在六个具体政策中的三个(改善现有公共交通、拓宽人行道、创建步行街)中都是最重要的预测因素。这种关系呈现明显的单调性:福利主义倾向越强(量表得分越低),对公共交通政策的支持度越高。
经济左-右取向的作用
经济左-右量表的影响相对较弱,仅解释了13%的总体态度方差。该量表在预测对"增加公共交通支出"政策的支持时表现最好,但在其他政策如"新建自行车道"上影响不显著。这表明传统的左-右政治光谱在解释交通政策态度上存在局限性。
政党偏好的影响
政党偏好解释了26%的总体态度方差,在另外三个政策(新建自行车道、预留电动车充电位、建设停车场)中是最强预测因素。绿党支持者表现出最高的支持度,其次是自由民主党和工党支持者。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独立党(UKIP)和改革英国党(原脱欧党)支持者对这些政策表现出显著反对。
政治参与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政治兴趣和政党亲近度显著强化了福利主义与政策支持之间的关系。在高政治兴趣群体中,福利主义对支持度的影响比低兴趣群体强33.2%。类似地,亲近某一政党的个体中,这种关系更为明显。然而,这种调节效应仅存在于福利主义,而不适用于经济左-右取向。
具体政策差异
不同政策显示出不同的政治敏感性。自行车道建设是最政治化的议题,政党偏好解释了44%的支持方差;而拓宽人行道则最受福利主义影响(53%方差)。建设停车场是唯一一个福利主义和左-右取向影响都较弱的政策。
这项研究得出了几个重要结论:首先,它首次证实了福利主义取向在塑造公共交通政策态度中的核心作用,这一作用甚至超过了传统的左-右政治分界。其次,研究揭示了政治参与如何放大意识形态差异,表明政治活跃群体的态度分化更为明显。第三,研究证实了不同交通政策议题的政治敏感性存在显著差异,自行车道等重新分配道路空间的政策最具争议性。
这些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上,它们扩展了我们对政治意识形态多维性的理解,表明福利主义这一长期被环境态度研究忽视的维度可能比传统政治光谱更为重要。实践上,研究结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启示:在设计和宣传交通政策时,需要考虑不同群体的意识形态基础;同时,福利主义与环境议程的兼容性为构建融合社会和环境目标的"公正过渡"(Just Transition)框架提供了可能。随着英国社会近年来反福利态度的减弱,这一研究也带来了交通政策支持可能增加的乐观预期。
这项研究的局限性主要在于数据的横截面性质,以及缺乏地理区位和通勤模式等潜在调节变量的信息。未来研究可以探索这些关系在其他政治文化背景下的表现,特别是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等左-右政治含义不同的地区。尽管如此,该研究无疑为我们理解环境政策支持的政治基础提供了新的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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