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对肯尼亚南部猎豹栖息地分布的影响：揭示栖息地丧失与行为适应的生态机制

本研究针对肯尼亚南部保护区外猎豹栖息地受人类活动（如基础设施开发、土地利用变化）急剧退化的问题，通过MaxEnt模型结合环境与人为因子，分析2005-2019年猎豹栖息地分布变化。结果显示栖息地面积减少50%，核心区西移，且猎豹行为发生适应性改变。该研究为濒危物种保护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撑，强调了对人类主导景观中大型食肉动物保护的紧迫性。

　　

论文解读

在非洲广袤的草原上，猎豹（Acinonyx jubatus）作为陆地上速度最快的掠食者，其生存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令人担忧的是，当前77%的猎豹分布区和67%的种群位于保护区外的人类主导景观中。肯尼亚南部的Salama/Athi Kapiti地区正是一个典型缩影——这里曾是猎豹的重要栖息地，但近几十年来，铁路建设（如标准轨距铁路SGR）、牧场分割、人口增长等人为活动彻底改变了土地面貌。更严峻的是，东部非洲仅存6%的猎豹历史分布区，其中75%位于无保护状态的地带。这种背景下，理解人类活动如何通过改变环境因子（如降水格局、猎物分布）影响猎豹栖息地选择，并触发其行为适应，成为保护生物学的关键科学问题。

针对这一挑战，来自Action for Cheetahs in Kenya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在《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研究。他们创新性地采用时间分段建模方法，将2005-2019年划分为人类干扰轻微期（T1:2005-2011）和严重干扰期（T2:2012-2019），整合16种环境（如最干季降水bio17）、生物（猎物栖息地适宜性）和人为因子（人口密度、牲畜数量），通过MaxEnt物种分布模型(SDM)量化栖息地变化。研究特别关注了SGR铁路等线性基础设施的屏障效应，并首次通过"将T1生态关系投射至T2环境数据"的方法，揭示了猎豹行为适应的生态机制。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团队收集了3064条猎豹和8609条猎物出现记录，通过空间稀释处理自相关。使用30米分辨率Landsat影像生成两时期土地利用/覆被(LULC)数据，结合CHELSA气候数据和SRTM地形数据。采用五折交叉验证运行MaxEnt模型，仅保留线性和二次特征以降低过拟合。通过响应曲线分析变量贡献度，并计算最大敏感特异性阈值(0.51)生成二值化栖息地分布图。

研究结果

1. 栖息地分布的时空剧变
T1时期猎豹栖息地广泛分布于38%的研究区，最适栖息地集中在北部未分割牧场，其分布主要受最干季降水(贡献度45.7%)、坡度(29.8%)和猎物栖息地(19.7%)驱动。而T2时期栖息地骤减至17.4%，核心区向西转移至Athi Kaputiei平原。模型显示，温度年较差(bio4,35%)和海拔(29.7%)取代气候因子成为主导变量，表明人类活动已改变栖息地选择模式。

2. 行为适应的生态证据
通过对比T1生态关系在T2环境中的预测分布与实际T2模型，发现猎豹显著回避东部高海拔农业区（>1450米）和南部定居点，转向次优但干扰较少的西部栖息地。这种"负空间利用"行为与伊朗亚洲猎豹躲避人类活动的模式相似，证实了人为压力引发的行为可塑性。

3. 人为因子的复杂影响
出乎意料的是，模型显示猎豹栖息地与道路距离呈正相关（可能因道路周边猎物聚集），但SGR围栏则形成绝对屏障。牲畜密度呈现"双刃剑"效应：低密度时通过促进优质牧草间接吸引猎物，但超过阈值（如山羊密度>20头/km²）则导致野生猎物锐减。

结论与意义
这项研究首次量化了人类活动对肯尼亚猎豹栖息地的级联影响：土地分割导致栖息地丧失50%，基础设施引发行为适应，牲畜管理改变捕食策略。其创新性在于揭示：① MaxEnt模型结合时间分段数据能有效捕捉行为适应；② 猎豹在人类景观中依赖"降水-坡度-猎物"三元组，但人为压力会重构这一关系；③ 次优栖息地的消失可能加速局部灭绝。

研究为IUCN红色名录评估提供了区域证据，建议加强对西部残存栖息地的监测，并设计SGR沿线的生态廊道。未来研究可结合基因组学评估栖息地破碎化对基因流的影响。这项成果不仅为大型食肉动物保护树立了方法论标杆，更警示我们：在人类世时代，保护规划必须超越保护区边界，重新思考人与野生动物的共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