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舒适度与户籍制度双重约束下中国人才集聚的区域不平等困境

本研究针对中国户籍制度(hukou)约束下环境舒适度(amenities)理论应用的局限性，通过分析2000-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揭示空气污染(PM2.5)对人才规模的挤出效应，发现公共服务质量可通过hukou形成对污染影响的阈值效应，为协调环境治理与户籍改革提供新依据。

　　

在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新兴劳动力正转型为驱动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但如何吸引高人力资本人才定居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难题。尽管经典迁移理论强调经济机会的主导作用，但近年研究日益关注城市舒适度(amenities)对创意阶层的吸引力。空气环境舒适度(air amenities)作为非贸易性资源，其恶化会导致"用脚投票"的脑流失现象——这一源自西方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在中国语境下面临严峻挑战：户籍制度(hukou)造成的公共服务获取壁垒，使得单纯的环境舒适度理论难以解释中国人才流动的复杂机制。

中国户籍制度自1950年代实施以来，通过将人口划分为农业/非农业户口并绑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形成了"同一城市、不同权利"的显性不平等。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无本地户籍的流动人口较2010年增长69.73%，这些"半城市化"群体在追求环境舒适度与获取户籍福利间陷入两难。现有研究多忽视制度约束与舒适度理论的交互作用，导致对中国区域人才集聚不平等的解释存在重大缺失。

针对这一理论盲区，Zhihao Zhao、Hengyu Gu等研究者基于2000-2020年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数据，创新性地将hukou约束纳入分析框架。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和面板门槛模型，以PM_2.5浓度反向表征空气环境舒适度，同时构建包含教育、医疗等维度的公共服务评价体系。样本覆盖中国287个地级市，重点观测大专学历(Talent 1)和本科及以上学历(Talent 2)两类人才群体的响应差异。

【Descriptive analysis: regional inequality characteristic】
通过计算变异系数发现，中国城市间人才分布呈现显著空间异质性。PM_2.5与hukou约束公共服务的区域不平等程度持续高于人才规模差异，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等经济活跃区同时面临高污染与高公共服务门槛的双重矛盾。

【实证结果】

1. 空气污染对人才规模存在显著挤出效应，大专学历群体对环境舒适度的敏感性比高学历群体高18.7%；
2. hukou约束的公共服务质量存在"阈值效应"：当城市公共服务指数超过0.62时(以教育、医疗资源可达性衡量)，PM_2.5每增加1μg/m³导致人才流失量减少34%；
3. 时间异质性分析显示，2014年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后，hukou对污染效应的调节强度提升2.3倍。

【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
研究突破性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的"舒适度-制度"对冲机制：优质公共服务可通过hukou分配形成对环境污染的补偿效应，这种结构性变化挑战了西方amenities理论的普适性。从政策维度看，协调环境治理与户籍改革具有协同效益——当城市PM_2.5降至35μg/m³以下且公共服务指数达0.75时，人才集聚效率可提升40%。该发现不仅为环境经济学提供了制度约束的新视角，更对中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正如作者在《Habitat International》讨论部分强调的，这项研究"客观上打破了现代舒适度观的纯粹审美浪潮"，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理论提供了重要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