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ICU多专业临床医生对辅助死亡的认知、态度和实践

这篇综述系统评价了ICU临床医生对辅助死亡（assisted dying）的认知、态度及实践差异，揭示了在比利时等国家合法化后的20年间，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下医护人员知识匮乏（仅23.6%-76.5%支持率）与操作隐蔽性并存的现象，为重症监护（ICU）中人性化护理策略制定提供了关键依据。

　　

背景
重症监护室（ICU）作为生命终末期的重要场所，其特殊性使得辅助死亡（assisted dying）的争议持续发酵。自2002年比利时首次将医疗辅助死亡合法化以来，全球范围内相关立法逐步扩展，但ICU场景下的实施频率与临床医生的认知仍不明确。本文通过系统性文献分析，揭示了ICU多学科团队（包括医生、护士等）在这一敏感议题上的认知鸿沟与实践矛盾。

方法
研究遵循PRISMA-ScR指南，检索PubMed、Embase和CINAHL数据库中2002年后的17项关键研究。采用定性数据合成方法，聚焦ICU临床医生对辅助死亡三大模态（如自愿安乐死、医助自杀等）的定义能力与实际操作差异。

结果
• 认知层面：仅加拿大一项调查显示ICU医生自评知识较高，其余研究中定义准确率普遍低于30%。
• 态度分化：支持率跨度极大（23.6%-76.5%），荷兰与加拿大因合法化背景更倾向接纳，但同一国家内个体差异显著。
• 隐蔽实践：尽管法律禁止，部分国家存在通过调整镇痛剂量等非框架手段加速死亡的案例，凸显伦理与法律的灰色地带。

讨论
ICU场景的复杂性（如患者无行为能力）加剧了决策难度。研究发现，支持辅助死亡的临床医生更倾向于接受“预先同意”模式，但这也引发了对弱势群体保护的担忧。值得注意的是，护士群体在荷兰研究中表现出比医生更高的操作参与度，暗示专业角色对态度的影响。

临床启示
• 需建立跨国界标准化教育模块，明确区分辅助死亡与姑息治疗（palliative care）。
• 立法国家应关注ICU特殊情境下的实施细则，如多重伦理审查机制。
• 未来研究可探索“隐性实践”流行病学数据，以及人工智能在临终决策支持中的潜在作用。

局限性
样本覆盖以欧美为主，亚洲、非洲数据缺失；部分研究存在社会期望偏倚（social desirability bias），可能低估实际操作比例。

结语
辅助死亡在ICU的应用仍存争议，但忽略这一议题将阻碍重症医学的人性化发展。正如研究者所言：“当死亡成为治疗终点时，知识的多寡直接决定临终尊严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