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热带野生牛群内寄生虫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与风险因素解析：以香港地区为例

香港作为亚热带地区，野生牛群的内寄生虫感染状况长期缺乏系统研究。为解决这一知识空白，研究人员对香港7个牛群的262份粪便样本进行寄生虫学检测，采用McMaster计数、沉淀法和幼虫培养等技术，鉴定出15种内寄生虫（包括线虫、吸虫、原虫和绦虫），发现吸虫感染率最高达91.22%。研究揭示了季节性变化、人工投喂、沼泽地接触等风险因素对感染模式的差异化影响，为野生动物健康管理和人畜共患病防控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香港葱郁的山林间，生活着一群特殊的“原住民”——野生牛群。它们曾是农耕时代的劳动力，如今却成为研究寄生虫与宿主关系的天然实验室。这些牛群长期未接受驱虫治疗，其寄生虫感染状况直接反映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微妙平衡。然而，亚热带地区野生动物寄生虫的研究长期聚焦非洲物种，对亚洲野生反刍动物，尤其是重返自然的家畜（即野生化动物）知之甚少。更关键的是，人类投喂行为、季节性气候变化等因素如何影响寄生虫传播，始终是野生动物健康管理的未解之谜。

为填补这一空白，香港城市大学的研究团队对香港新界三个郊野公园的7个野生牛群展开系统性研究。通过非侵入性采样收集262份粪便样本，结合寄生虫形态学鉴定和定量分析，首次揭示了该群体内寄生虫的流行特征。这项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arasitology: Parasites and Wildlife》的研究，不仅为亚热带野生动物健康评估建立了新标准，更揭示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复杂互动。

研究团队采用多技术联用策略：通过McMaster法计数虫卵/卵囊(EPG/OPG)，沉淀技术检测吸虫卵，幼虫培养结合Baermann技术鉴定线虫种类。所有样本均来自成年牛新鲜粪便，涵盖干湿两季采样，同时记录投喂状况、沼泽地接触等生态参数。体况评分(BCS)采用改良9分制标准化评估。

3.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在262份样本中鉴定出15种寄生虫，包括11种线虫、2种吸虫、1种原虫（艾美耳球虫Eimeria）和1种绦虫（莫尼茨绦虫Moniezia）。吸虫感染率最高（91.22%），其中类前后盘吸虫(Paramphistomids)占89.31%；原虫感染率67.17%，线虫23.66%。个体平均携带2种寄生虫，艾美耳球虫与吸虫的混合感染最常见（28.2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感染率高，虫卵计数普遍较低：艾美耳球虫平均144.84 OPG，圆线虫型虫卵20.61 EPG，提示可能存在免疫调节。

3.2 风险因素分析
3.2.1 寄生虫多样性
接受人工投喂的牛群寄生虫种类显著更多（风险比RR=1.53），印证了投喂行为通过增加宿主聚集度提升交叉感染风险。

3.2.2 感染率差异
艾美耳球虫在雨季检出率是旱季2.54倍，而肝片形吸虫(Fasciola)则呈现相反模式（旱季检出率高3.8倍）。沼泽地接触使柯珀线虫(Cooperia)感染风险增加4倍，却使肝片形吸虫风险降低94%。雄性牛捻转血矛线虫(Trichostrongylus)感染率是雌性的3.13倍。

3.2.3 虫卵计数特征
雨季采集的样本中圆线虫型虫卵计数显著升高（RR=1.40），雄性个体计数是雌性的21倍。体况评分(BCS)与虫卵计数的负相关仅见于雄性，暗示性别特异性免疫应答差异。

这项研究揭示了亚热带野生牛群寄生虫感染的复杂图景。首先，高感染率与低虫卵计数的组合提示宿主可能通过免疫耐受维持生态平衡——这一发现为野生动物适应性免疫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其次，人类投喂行为像一把双刃剑：虽减少某些线虫感染，却显著提升整体寄生虫多样性，这对野生动物管理政策具有警示意义。

最令人意外的是沼泽地接触对吸虫感染的抑制作用，这颠覆了传统认知。研究者推测可能与湿地生态中中间宿主（螺类）的天敌调控有关，后续研究可聚焦食物网级联效应。此外，性别差异的发现为理解野生反刍动物性二态性（sexual dimorphism）的免疫机制提供了线索。

从应用角度看，该研究建立的非侵入性监测体系，特别适合濒危物种健康评估。而揭示的季节性感染规律，可为制定针对性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在气候变化加剧人兽共患病风险的背景下，这项研究不仅关乎野生动物福利，更为生态安全筑起了一道预警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