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数字时代：斯洛文尼亚野生植物采集的知识传承与社区构建研究

本研究聚焦斯洛文尼亚野生植物采集（foraging）教育的数字化转型，通过访谈31位采集教育者（foraging educators），揭示了知识传递模式从家族代际传承向跨代际、跨家庭社交网络转变的趋势。研究发现Facebook等社交媒体在活动推广中发挥核心作用，但教育者对其植物学知识可靠性持保留态度。研究首次系统阐述了Festival of Foraging等新兴活动对构建采集者社区认同的促进作用，强调了数字平台在对抗"植物盲性"（plant blindness）和推动环境保护中的双重角色，为传统生态知识（TEK）的现代传承提供了创新范式。

　　

在当代欧洲，一场静默的绿色革命正在发生——越来越多都市人重新拾起祖先的生存技能，走进森林寻找野生食物。这种被称为"foraging"的采集活动，在斯洛文尼亚这个森林覆盖率超过60%的中欧国家尤为盛行。随着COVID-19疫情期间封锁政策的实施，人们与自然的重新连接需求暴增，野生植物采集从生存必需转变为融合健康饮食、环境保护和自我实现的复合型活动。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传统家族代际间的知识传递链条正在断裂，年轻一代更倾向于通过数字渠道获取信息，这既带来了知识民主化的机遇，也埋下了信息失真和生态破坏的隐患。

斯洛文尼亚普利莫斯卡大学和意大利美食科学大学的研究团队在《Economic Botany》发表的研究，首次系统考察了这个转型过程。研究者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通过Zoom平台对31位斯洛文尼亚采集教育者进行深度访谈，结合社交媒体内容分析和参与式观察（如FesDivjal野生食物节），构建了完整的知识传播图谱。研究特别关注教育者的社会人口特征、知识获取路径、教学活动设计及其在生态保护中的作用。

研究结果首先揭示了采集教育者的群体特征。这个以高学历（87%具大学以上学位）、中年（平均43岁）为主的群体呈现出鲜明的"学者-实践者"双重身份，56%具有自然科学背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术语"nabiralec"（采集者）存在认同分歧，但Dario Cortese等本土意见领袖的著作被广泛引用，形成了独特的国家知识体系。在知识传递方面，研究发现了传统垂直传递（家族传承）的式微与水平传递（同辈交流）和斜向传递（跨代非亲属）的崛起，这种转变在40岁以下群体中尤为显著。

数字技术的应用呈现矛盾图景。94%的教育者使用Facebook进行教学推广，在线课程的参与度（200人/场）远超线下活动（14人/场）。然而在知识可靠性方面，教育者普遍保持警惕，仅将社交媒体作为灵感来源而非权威信息渠道。研究记录到113种植物和19种蘑菇的教学使用频率，其中荨麻（Urtica dioica）、欧蓍草（Achillea millefolium）等常见物种占主导，但教育者会有意引入毒参（Convallaria majalis）等危险物种进行安全教育。

在生态保护维度，研究发现了教育者的主动担当。85%的教学活动包含可持续采集规范，如"只采集植株顶端保证再生"等具体技巧。尽管多数受访者认为农业集约化等威胁大于采集本身，但社交媒体炫耀性展示（如整箱山金车Arnica montana）引发的过度采集问题引发忧虑。研究特别强调了"生活方式采集者"（lifestyle foragers）群体的环保自觉性，他们通过使用入侵植物（如加拿大一枝黄花Solidago spp.）等创新做法减轻生态压力。

这项研究的突破性发现在于揭示了数字时代传统生态知识的演化机制。Festival of Foraging等活动的社区构建功能、社交媒体"去技能化"（deskilling）风险与知识民主化机遇的并存，以及教育者在弥合科学与公众认知鸿沟中的桥梁作用，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新思路。研究建议未来可建立类似英国采集者协会（Association of Foragers）的专业组织，规范行业发展。这些发现不仅适用于斯洛文尼亚，对全球正在兴起的都市采集运动都具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在平衡传统知识保护与创新传播、生态利用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提供了重要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