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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为揭示史前人类对大型鲸类资源的利用及沿海适应史，研究人员对比斯开湾 Magdalenian 遗址鲸骨制品开展 ZooMS、放射性碳、稳定同位素等多 Proxy 分析。发现至少 5 种鲸类，年代约 20–14 ka cal BP，揭示古海洋生态，为理解人类早期沿海适应提供关键证据。
在地球生命演化的漫长篇章中，人类与海洋巨兽 —— 鲸鱼的互动历史一直蒙着一层神秘面纱。史前时期，沿海人类如何利用鲸类资源？他们与海洋生态系统又有着怎样的依存关系？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人类适应环境的智慧，更涉及海洋生态变迁的深层规律。然而，史前沿海遗址因海平面上升和侵蚀破坏，留存的直接证据极少，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内陆遗址中沿海来源的材料间接推测，这使得重建人类对鲸类资源的利用起源及早期互动模式困难重重。
为破解这些谜题，来自西班牙、法国、奥地利等多国研究机构的学者组成的国际团队，聚焦于欧洲西南部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周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 Magdalenian 文化（约 19–14 ka cal BP）遗址，开展了一项突破性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通过多学科交叉的手段，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探远古人类与鲸鱼生态关联的窗口。
研究团队针对 26 个 Magdalenian 洞穴和岩棚遗址的 83 件鲸骨加工工具，以及圣卡塔琳娜洞穴（Santa Catalina cave）的 90 件未加工鲸骨碎片，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中主要运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一是 ZooMS（质谱动物考古学，Zooarchaeology by Mass Spectrometry），通过胶原蛋白肽质量指纹图谱实现对高度破碎鲸骨的物种鉴定；二是放射性碳测年（radiocarbon dating），利用紧凑型 AMS 设备 ECHoMICADAS 测定样品年代；三是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stable isotope analysis），检测 δ13C 和 δ15N 比值以揭示鲸鱼觅食行为差异。
研究结果
物种鉴定与年代分布
ZooMS 分析显示，173 件骨标本中，除 4 件外均获得分类鉴定结果。83 件加工工具中，71 件确认为鲸类，包括长须鲸（Balaenoptera physalus）、抹香鲸（Physeter macrocephalus）、灰鲸（Eschrichtius robustus）、蓝鲸（Balaenoptera musculus）、鼠海豚科（Phocoenidae）以及露脊鲸或弓头鲸（Balaenidae）等至少 6 种鲸类，其中多数为首次在该考古背景中被识别。放射性碳测年表明，鲸骨工具的使用年代集中在约 20–14 ka cal BP，高峰期为 17.5–16 ka cal BP，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鲸骨加工证据。
稳定同位素与生态启示
δ13C 和 δ15N 稳定同位素比值呈现显著物种差异：长须鲸和蓝鲸 δ15N 值较低，符合其以磷虾为食的食性；灰鲸 δ13C 较高，反映底栖摄食习性；抹香鲸 δ15N 最高，印证其处于较高营养级，以大型头足类为食。与现代鲸类相比，古代鲸类同位素值普遍偏高，可能与古海洋同位素基线变化、觅食策略调整或环境差异有关。这一结果不仅揭示了不同鲸类的生态位分化，也暗示晚更新世比斯开湾海洋生态系统与现代北极水域有相似性。
资源获取与利用模式
研究表明，Magdalenian 时期人类主要通过被动方式获取鲸类资源，如捡拾搁浅或漂流的鲸尸，而非主动捕猎。加工工具以投射尖状器和 foreshafts（前轴）为主，可能利用鲸骨的大尺寸和特殊力学性能。圣卡塔琳娜洞穴的未加工骨碎片显示，人类将鲸骨运输至距海岸 4–5 公里的内陆遗址，推测用于提取油脂或作为燃料，体现了对鲸类资源的多用途开发。此外，遗址中发现的鲸皮藤壶等证据表明，人类还利用了鲸类的皮肉等其他资源。
研究结论与意义
这项研究首次通过高精度分析手段，系统揭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对鲸类资源的广泛利用。研究确认了至少 5 种鲸类的存在，将鲸骨加工的最早证据前推至 20 ka cal BP 左右，为理解人类早期沿海适应提供了关键时间坐标。稳定同位素数据不仅重建了古鲸类的觅食行为，也为复原晚更新世比斯开湾的海洋生态系统提供了重要线索，表明当时该区域海洋生产力极高，支持了丰富的鲸类多样性，进而促进了人类定居型沿海经济的形成。
此外，研究还发现鲸骨工具的分布与交流网络密切相关，其地理范围从阿斯图里亚斯延伸至比利牛斯山脉中部，反映了 Magdalenian 文化群体间的技术传播与资源共享。而约 16 ka cal BP 后鲸骨工具的锐减，可能与气候变暖导致的海岸线变迁、资源获取方式改变或文化技术转向有关，这为探讨人类应对环境变化的策略提供了新视角。
该研究整合考古学、古生物学、同位素生态学等多领域方法，突破了传统依赖形态学鉴定的局限，为史前动物资源利用研究树立了新典范。它不仅填补了人类与鲸类互动历史的关键空白，也为现代海洋生态保护提供了深远的历史参照 —— 远古时期人类与鲸类的共生关系，警示我们在开发海洋资源时，应尊重生态平衡，守护这一延续万年的蓝色命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