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巨头在健康医疗领域的扩张：公共卫生伦理视角下的风险与治理

随着科技巨头(Big Tech)在健康医疗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其带来的公私利益失衡和技术依赖风险亟待伦理审视。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Steven R. Kraaijeveld与拉德堡德大学Tamar Sharon团队在《Public Health Ethics》发表研究，提出需采用公共卫生伦理框架，从群体健康和政府干预两大维度评估Big Tech的扩张效应。研究揭示了技术公司对医疗研究议程的操控、COVID-19接触追踪中的技术霸权等案例，强调政府应通过监管保障公共卫生利益。该研究为数字时代健康治理提供了关键伦理范式。

　　

在数字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科技巨头们正将触角伸向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我们的健康。从苹果手表的心电图监测到谷歌开发的医疗大语言模型(LLM)，从亚马逊的远程医疗到微软的电子健康记录系统，这些掌握着海量数据和尖端技术的公司正在重塑医疗健康的未来。然而，这种看似美好的"数字医疗乌托邦"背后，隐藏着令人担忧的阴影：当私人企业的商业逻辑与公共健康的价值目标发生碰撞时，谁的利益会被牺牲？当科技公司掌握了我们的健康数据，是否意味着我们也交出了健康的自主权？

这正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Steven R. Kraaijeveld和拉德堡德大学Tamar Sharon在《Public Health Ethics》上发表的研究所探讨的核心问题。研究人员通过分析Big Tech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多个典型案例，包括Alphabet对帕金森病研究的定向投资、苹果与谷歌在COVID-19接触追踪技术中的垄断行为等，揭示了一个关键矛盾：传统医学伦理框架无法充分应对科技巨头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必须引入公共卫生伦理的视角。

研究采用了多案例分析和理论框架构建的方法，重点考察了Big Tech在数字健康(eHealth)、移动健康(mHealth)和人工智能医疗等领域的实践。通过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领域越界"(sphere transgressions)理论和杜威(John Dewey)的公共问题概念，研究人员系统评估了技术公司扩张对医疗健康领域核心价值的冲击。

A Population Perspective
研究指出，公共卫生伦理的首要特征是其群体视角。以疫苗接种为例，个体选择会产生群体免疫等社会效应。类似地，Big Tech的活动也会产生群体层面的影响：Alphabet因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家族病史而重金投入帕金森病研究，可能导致其他重要疾病研究资源被挤占；苹果和谷歌在COVID-19接触追踪应用中强制采用去中心化数据存储方案，虽保护隐私却牺牲了流行病学监测的精准性。这些案例表明，技术公司的决策往往基于商业或个人利益，而非公共卫生最优解。

The Legitimacy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公共卫生伦理的第二个关键特征是关注政府干预的合法性。研究揭示了多个需要政府介入的场景：在"双重支付"(paying twice)问题中，公共医疗数据被科技公司用于训练算法后又以高价卖回给公共部门；欧洲健康数据空间(EHDS)缺乏价值回流机制，可能导致公共资源私有化。更严峻的是，医疗系统正形成对Big Tech的技术依赖——从电子病历到远程诊疗，整个医疗基础设施越来越深地嵌入科技公司的生态系统中，使公共健康受制于商业实体的技术标准和经济利益。

这项研究的结论振聋发聩：Big Tech在健康医疗领域的扩张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关乎社会正义的公共健康伦理问题。当科技公司能够单方面决定接触追踪的技术架构、左右重大疾病的研究方向、甚至重塑整个医疗体系的基础设施时，传统的个体伦理框架已无法应对这些系统性风险。研究强调，必须建立基于公共卫生伦理的新型治理框架，通过政府干预确保技术发展真正服务于群体健康，而非私人利益。

在数字健康成为不可逆转趋势的今天，这项研究的意义尤为深远。它不仅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评估Big Tech影响的伦理工具，更警示我们：健康作为基本公共产品(public good)，其控制权绝不能拱手让予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实体。正如加缪(Albert Camus)在《鼠疫》中所言："健康[...]是人类意志的产物，是永不松懈的警惕"。面对科技巨头的健康领域扩张，这种警惕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