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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议题信任危机背景下，研究聚焦瑞典首次全国气候公民议会（CCA），通过 “面子工作（facework）” 理论分析组织者如何应对预期不信任。发现研究者运用合法化、象征化和支配策略，但多目标与受众异质性致设计权衡矛盾，为气候治理创新提供信任构建路径参考。
气候问题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困境。公众对气候科学的怀疑、政治博弈对行动的阻碍，以及民粹主义势力对气候政策的质疑，使得传统的气候治理模式难以有效推进。如何在充满分歧的社会环境中构建可信的治理机制，成为全球亟待解决的难题。瑞典作为气候行动的先行者，却也出现了气候怀疑主义抬头的现象，极右翼政党对气候科学的否定以及议会中气候政策的倒退，凸显了信任危机对气候治理的深层威胁。在此背景下，理解公民议会（Citizens' Assemblies, CAs）这类协商式微型公共机制如何建立可信度，对于突破气候治理僵局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探寻研究者对不信任的预期如何影响治理活动设计，瑞典 FAIRTRANS 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开展了对瑞典首个全国气候公民议会（Climate Citizens Assembly, CCA）的实证研究。该研究通过访谈议会策划阶段的研究人员和科学传播者，运用 “面子工作（facework）” 理论 —— 一种描述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转化的分析框架，深入剖析了组织者在应对预期不信任时的策略选择与设计逻辑。研究发现，多重目标的交织与受众的异质性导致了设计上的权衡取舍，甚至引发潜在的矛盾，为气候治理创新中的信任构建提供了关键洞察。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Environmental Science》，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信任机制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对 FAIRTRANS 研究项目中参与 CCA 策划的 12 名规划组成员（Planning Group, PG）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1 月）。通过内容分析，运用 “面子工作” 理论中的合法化（legitimation）、支配（domination）和象征化（signification）三个维度对访谈数据进行编码，识别出议会目标、预期受众与不信任缓解策略之间的关联。研究特别关注了策划过程中对不同受众（如公众、政策制定者、媒体、民粹主义群体）的不信任预期，以及相应的制度设计回应。
5.1 分析框架：面子工作与信任构建逻辑
研究发现，CCA 的多重目标（科学研究、政策影响、公众讨论细化、民主增强）对应着不同的不信任预期与受众群体。例如，作为研究活动时，需应对民粹主义者对精英主导的质疑；在影响政策制定时，需避免被视为政治偏见；而在细化公众讨论时，则需防范代表性不足的批评。研究者通过合法化策略（如强调研究项目的公平正义理念）、支配策略（如委托独立机构招募参与者、聘用专业 facilitators）和象征化策略（如邀请跨党派咨询小组 Consultation Group, CG）来缓解这些不信任。
5.2 目标一：实验性研究活动的信任奠基
当 CCA 被定位为 FAIRTRANS 项目的研究延伸时，研究者依赖 “科学机构的公共信任” 与 “大学教育公众的使命” 来合法化其活动。然而，部分成员担忧国家级议会超出常规研究范围可能引发公众质疑，尤其是民粹主义者将 FAIRTRANS 视为 “精英团体”。为此，研究者通过象征化策略 —— 强调公民参与的开放性，试图将 “学术权威” 转化为 “民主参与的可信度”，但同时也面临如何平衡研究严谨性与公众参与广度的挑战。
5.3 目标二：政策影响中的中立性博弈
在试图影响政策制定时，研究者面临 “科学干预政治” 的合法性争议。一方面，科学权威为政策建议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与政府合作可能被视为政治站队。为避免偏见指控，研究者采取 “放权” 策略：聘用独立 facilitators 主导讨论，邀请跨党派 CG 提供多元视角，并刻意与政府保持距离。这种支配策略旨在通过 “程序中立性” 合法化政治参与，但也可能削弱政策建议的实际影响力，陷入 “科学独立性” 与 “政策实效性” 的两难。
5.4 目标三：公众讨论细化中的代表性之争
为了通过 CCA 细化公众对气候问题的讨论，研究者高度重视参与者的代表性，通过分层抽样公司招募具有教育水平、地域、政治倾向等多元背景的公民，以回应极右翼对 “绿色左派自说自话” 的批评。同时，鼓励参与者成为媒体 “代言人”，试图通过 “公民叙事” 象征化民主参与的真实性。但这一策略面临双重风险：若参与者不愿接触媒体，可能导致议会影响力被忽视；若媒体断章取义，则可能扭曲讨论本质。研究者不得不通过建立官方网站等手段主动传播，以平衡 “公民主导” 与 “科学引导” 的边界。
5.5 目标四：民主增强的制度性挑战
将 CCA 定位为民主创新时，研究者需回应 “替代代议制民主” 的误解。许多政治精英质疑其必要性，认为现有议会制度已足够代表民意。为此，研究者通过合法化策略强调 CCA 的 “补充性”—— 非替代而是拓宽民主参与形式，并利用实证研究主张协商式民主对提升决策质量的价值。然而，这种 “新型民主实验” 的合法性仍需时间检验，尤其是在瑞典这样具有高度制度化代议制传统的国家，如何证明其 “非颠覆性” 成为信任构建的关键。
研究揭示了气候公民议会在多重目标下的信任构建困境：尽管研究者通过面子工作策略系统性地回应了不同受众的不信任预期，但多目标的内在矛盾（如精英合作与民粹主义防范、科学严谨性与公众参与包容性）导致设计上的不可避免的权衡取舍。例如，邀请政治精英参与 CG 可能增强政策影响力，却也可能强化民粹主义者对 “精英合谋” 的批判；强调科学中立性的同时试图影响公众舆论，可能被视为 “隐形操纵”。
这些发现为气候治理创新提供了双重启示：一方面，面子工作理论为分析信任构建机制提供了精细化的分析工具，帮助识别制度设计中 “合法性 - 支配 - 象征化” 的动态互动；另一方面，研究指出多重目标的协调需要更审慎的优先级排序，或通过透明的沟通策略阐释目标间的互补性，而非试图 “面面俱到”。在气候治理日益政治化的背景下，此类协商机制的可信度不仅依赖程序正义，更需在多元受众的冲突性期待中找到平衡点，避免因目标过载导致的信任透支。
该研究通过瑞典案例的深入剖析，为全球范围内气候公民议会的设计提供了 “问题 - 策略 - 风险” 的分析框架，提醒研究者在追求多重社会目标时，需警惕信任构建中的结构性矛盾，优先通过连贯的制度叙事与受众特定的沟通策略，建立可感知的可信度。这对于推动气候治理从 “科学权威主导” 向 “多元信任共构” 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