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注射吸毒者对药物安全注射场所的接受度与情境考量：混合方法研究揭示的干预机遇

针对瑞典居高不下的吸毒过量死亡率，斯德哥尔摩研究人员通过混合方法研究（n=219问卷调查+11访谈）探索注射吸毒者（PWID）对安全注射场所（SCS）的接受度。结果显示72.1%受访者（尤其阿片类使用者、公共注射者及近期过量者）愿使用SCS，主因包括"避免压力"(82.2%)和"预防过量"；而27.9%拒绝者多因"已有安全场所"(78.7%)。研究为瑞典首次SCS可行性评估，为降低HIV/HCV传播、减少公共注射危害提供关键证据。

　　

在瑞典这个长期秉持"无毒社会"理念的北欧国家，吸毒过量死亡率却高居欧盟首位（81.5人/百万居民），形成鲜明反差。尽管邻国丹麦挪威已成功推行安全注射场所（Supervised Consumption Sites, SCS），瑞典至今未采纳这一被证实能降低死亡率的干预措施。这种政策滞后与当地注射吸毒者（People Who Inject Drugs, PWID）的真实需求之间究竟存在多大鸿沟？斯德哥尔摩依赖症研究中心团队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发表的研究，首次揭开了这个关键问题的答案。

研究采用风险环境理论框架，巧妙结合定量（28项问卷，n=219）与定性方法（半结构化访谈，n=11）。通过展示温哥华Insite注射中心的实景照片，让参与者对SCS有直观认知。数据分析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与主题分析法，重点考察人口学特征、用药模式与风险环境因素的关联。

参与者特征与药物使用经历
样本中67.1%为男性，53%居住不稳定，63.5%有阿片类药物过量史。令人瞩目的是，59.8%受访者过去一月曾在公共场所注射，44.8%需要他人协助注射——这两个高危行为在后续分析中显示出强烈关联性。一位42岁男性受访者的独白生动揭示现状："在公园长椅注射时，路人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最低等生物，只有落荒而逃..."这种交织着法律风险与社会歧视的"微观-宏观"风险环境，为SCS的潜在价值埋下伏笔。

SCS使用意愿的决定因素
多变量分析揭示三大预测因子：阿片类使用（aOR 3.24）、公共注射（aOR 5.22）和年内过量史（aOR 6.89）。定性数据进一步阐释：一位无家可归者描述SCS能提供"世界上唯一的安全角落"，而女性参与者特别强调其可避免"被抢劫或强奸"（46%女性vs 20.4%男性选择此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尽管72.1%参与者总体接受SCS，但23岁男性坦言："看着镜中注射的自己难以忍受"，折射出 stigma（污名化）带来的心理障碍。

接受与拒绝的深层动因
定量数据显示，接受组首要动机为"避免压力"(74.1%)和"保持注射私密性"(73.4%)；而拒绝组72.1%因"已有安全场所"。访谈揭示更复杂心理机制：一位29岁女性期待SCS能终止"用药过量把救助责任强加给同伴"的恶性循环，而26岁男性则视其为自杀干预站——"当我想结束生命时，工作人员能及时阻止"。这些发现拓展了传统对SCS功能的认知边界。

规则接受度的矛盾
93.7%参与者接受工作人员监督，但颈部/腹股沟注射禁令(36.7%接受)和辅助注射限制(33.5%接受)引发争议。一位39岁男性犀利指出："禁止辅助注射纯属道德审判"，而23岁女性却认为禁令能帮助她拒绝伴侣的过量分享。这种规则认知的分化，预示未来SCS设计需保持策略灵活性。

这项研究突破性地证实：即便在禁毒政策严厉的瑞典，高危PWID群体对SCS存在显著需求。结果不仅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本土化证据，更创新性地提出SCS在自杀预防、性别安全等衍生领域的价值。研究者特别强调，SCS设计必须回应"既要隐私又需监护"的矛盾需求——例如采用更衣室式隔间而非开放式注射台。正如论文结论指出，将风险环境转化为赋能环境，需要政策制定者、医疗人员和PWID群体共同构建"去污名化"的物理-社会空间。该研究为北欧毒品政策转型提供了关键性的"瑞典案例"，其混合方法揭示的多层次动因，对全球毒品危害降低策略具有普适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