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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孕 20 周前社会人口学特征、并存健康状况及妊娠相关因素与孕 37 周 IRD 的关联，研究人员开展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仅基线 IRD 与孕 37 周 IRD 显著相关（B=0.8，P<0.001），该研究为腹直肌分离（DRA）的早期评估提供依据。
在孕育新生命的过程中，孕妇的身体会经历一系列奇妙而复杂的变化，腹部的形态改变尤为显著。随着胎儿的生长，子宫不断增大，不仅使得腹部肌肉被拉伸，连接腹直肌的白线（linea alba）也会受到牵拉，从而导致腹直肌间距（inter-recti distance，IRD）增加。腹直肌分离（diastasis recti abdominis，DRA）作为孕期和产后女性的常见状况，其发生机制和影响因素一直备受关注。然而，目前对于妊娠期间 IRD 增加的影响因素知之甚少，不同研究在测量方法、诊断标准上存在差异，导致结果难以比较，且多数研究聚焦于产后人群，缺乏对孕期不同时间点 IRD 变化及其关联因素的深入探讨。因此，明确孕期 IRD 变化的影响因素，对于早期预测和干预 DRA 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挪威卑尔根大学（University of Bergen）、挪威体育科学学院（Norwegian School of Sport Sciences）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该研究以健康孕妇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孕 20 周前（基线）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并存健康状况及妊娠相关因素与孕 37 周 IRD 的关联。研究结果发表在《BMC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上，为理解孕期 IRD 的变化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前瞻性队列设计，招募孕 20 周前的孕妇作为研究对象，排除存在严重妊娠相关疾病、慢性身心疾病等情况的孕妇。最终纳入 120 名孕妇，收集基线时（孕 16-19 周）的社会人口学信息（如年龄、BMI、教育水平、体力活动等）、并存健康状况（如尿失禁、骨盆带疼痛、静脉曲张等）及妊娠相关指标（如基线 IRD、宫底高度、腰围等）。采用二维超声在脐上 2 cm 处测量基线 IRD 和孕 37 周 IRD，超声图像由一名经验丰富的女性健康物理治疗师采集和分析，确保测量的可靠性和一致性。通过双变量回归分析筛选与孕 37 周 IRD 显著相关的基线变量，再进行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确定独立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
基线特征
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 32 岁，平均 BMI 为 25，47% 的参与者教育水平较低，77% 的人每周体力活动超过 3 次，但仅有 10% 和 11% 的人定期进行腹部或盆底肌锻炼。基线时平均 IRD 为 27 mm，孕 37 周时平均 IRD 增加至 52 mm。基线时 51% 的孕妇脐上 2 cm 处 IRD≥2.8 cm，孕 37 周时这一比例高达 99%。此外，70% 的孕妇报告存在骨盆带疼痛，42% 有尿失禁症状。
双变量回归分析结果
双变量分析显示，基线 IRD、BMI、腰围、产次、妊娠纹（stretch marks）、静脉曲张（varicose veins）与孕 37 周 IRD 显著相关。其中，基线 IRD 每增加 1 mm，孕 37 周 IRD 平均增加 0.8 mm（95% CI：0.6-1.0，P<0.001）；经产妇的孕 37 周 IRD 比初产妇平均高 6.0 mm（95% CI：0.9-11.1，P=0.023）；有妊娠纹和静脉曲张的孕妇，孕 37 周 IRD 分别平均增加 5.9 mm（95% CI：0.7-11.1，P=0.026）和 6.9 mm（95% CI：0.2-13.5，P=0.043）。
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在多变量模型中，仅基线 IRD 与孕 37 周 IRD 保持显著关联（B=0.8，SE=0.1，95% CI=0.6-1.0，P<0.001），解释了约 38.4% 的方差（R2=0.384）。而 BMI、腰围、产次、妊娠纹和静脉曲张等因素在调整基线 IRD 后，与孕 37 周 IRD 的关联不再显著。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首次通过前瞻性队列设计，探讨了孕期不同时间点 IRD 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基线 IRD 是孕 37 周 IRD 的最强预测因素，两者呈显著线性关系，即基线 IRD 每增加 1 mm，孕 37 周 IRD 平均增加 0.8 mm。这一结果表明，妊娠早期的 IRD 水平可能是孕期 IRD 变化的重要内在决定因素，提示遗传因素或早期组织结构特征可能在 DRA 的发生发展中起关键作用。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未发现社会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教育水平、体力活动）和并存健康状况（如尿失禁、骨盆带疼痛）与孕 37 周 IRD 显著相关，这与部分产后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反映了孕期和产后 DRA 影响因素的差异。此外，虽然双变量分析显示产次、妊娠纹和静脉曲张与孕 37 周 IRD 相关，但在多变量模型中这些关联被基线 IRD 所削弱，说明它们可能并非独立危险因素，而是与基线 IRD 存在共线性或通过其他途径间接影响 IRD 变化。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量较小，且为自我招募的孕妇群体，可能存在选择偏倚，代表性有限；未测量孕前 IRD，无法明确孕期 IRD 的绝对变化量；部分变量为自我报告，可能存在信息偏倚。尽管如此，本研究通过严谨的超声测量和统计分析，明确了基线 IRD 在孕期 IRD 变化中的核心作用，为临床早期识别 DRA 高风险孕妇提供了重要依据，有助于制定个性化的监测和干预策略。未来需要更大样本量、更长随访周期的研究，进一步验证这些发现，并探索其他潜在影响因素和干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