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乳腺癌患者应对策略与社会人口学、临床及心理因素的关联性研究

本研究针对伊拉克乳腺癌(BC)患者应对技能的影响因素展开横断面调查，通过BRIEF COPE-28量表和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评估244名患者的应对策略与心理状态。研究发现疾病分期、手术类型、激素治疗及焦虑水平显著影响主动应对(active coping)、被动应对(passive coping)和支持寻求(seeking support)三种策略，为制定针对性心理干预提供了重要依据。

　　

乳腺癌(BC)作为全球女性最高发的恶性肿瘤，每年导致约68.5万人死亡，在伊拉克更是占据癌症发病首位。尽管早期检测和治疗手段不断进步，患者仍面临长期的身心挑战——从手术创伤、化疗副作用到社会角色转变，这些压力在医疗资源有限的发展国家尤为突出。伊拉克女性不仅要对抗疾病本身，还需应对战乱环境下的医疗资源短缺和社会支持不足。现有研究多聚焦欧美人群，对阿拉伯文化背景下患者如何通过主动应对(active coping)、被动应对(passive coping)或寻求支持(seeking support)等策略适应疾病的认识严重不足。正是这一空白，促使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联合巴格达医学城肿瘤医院的Rasha Mohammed Alsdfan团队开展了这项开创性研究。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设计，于2023年8-10月通过便利抽样纳入244名18-70岁伊拉克BC患者。使用阿拉伯语版BRIEF COPE-28量表评估应对策略（含14个子维度），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筛查心理状态，同时收集社会人口学和临床特征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影响因素，所有统计采用SPSS 26.0完成，模型经多重共线性和残差检验验证。

研究结果揭示：在应对策略分布方面，患者主动应对均分达5.96±1.31，显著高于被动应对的4.00±1.10，而支持寻求以7.58±0.84成为最常用策略。临床因素分析显示，未接受激素治疗者主动应对得分降低0.35分(p=0.016)，这可能与激素水平影响行为调控有关；接受乳房切除术(mastectomy)患者比保乳手术(lumpectomy)者更倾向被动应对(β=0.60,p=0.007)。心理因素影响尤为突出——焦虑每增加1分，被动应对上升0.06分(p<0.001)，同时推动支持寻求增加0.20分(p<0.001)；而抑郁症状则使主动应对降低0.08分(p<0.001)。疾病分期与时间因素也起关键作用：早期(I-II期)患者比晚期(III-IV期)多采用0.87分的支持寻求(p<0.001)，术后超过6个月者该策略得分提高0.55分(p<0.001)。

这些发现从三个维度拓展了临床认知：首先证实了阿拉伯文化中"家庭中心主义"对支持寻求行为的强化作用，这与伊朗、西班牙研究形成跨文化呼应；其次揭示了治疗方式对应对策略的潜在调控，特别是激素治疗与主动应对的正相关为临床决策提供了新视角；最重要的是，量化了焦虑抑郁对不同应对模式的差异化影响，为心理干预的精准实施划定靶点。作者在讨论中特别指出，伊拉克患者表现出的"高支持寻求-低被动应对"特征，可能源于集体主义文化下的社会网络优势，这种本土化发现对类似环境的国家具有参考价值。

该研究对临床实践提出明确建议：针对晚期患者应加强社会支持系统建设，对乳房切除术者需早期心理干预以防被动应对，而焦虑管理应成为提升主动应对能力的核心手段。局限性在于横断面设计难以推断因果关系，且便利抽样可能影响代表性。未来研究可通过纵向追踪和混合方法进一步探索文化特异性应对机制。论文发表于《BMC Public Health》，为中东地区肿瘤心理社会学研究树立了方法学标杆，其阿拉伯语量表的成功应用也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工具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