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多配偶制对亲密伴侣暴力的跨层次影响：基于中非四国代表性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针对中非地区亲密伴侣暴力(IPV)高发但多配偶制(polygyny)影响机制不明的现状，创新性提出"社区多配偶制"概念，通过多水平模型分析DRC、喀麦隆、加蓬和乍得四国DHS数据，发现社区多配偶接受度对IPV的影响存在国别差异：刚果(金)呈正相关(aOR=2.890)，喀麦隆则呈负相关(aOR=0.278)。研究突破个体层面分析框架，为制定基于社区文化背景的IPV干预策略提供实证依据。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已成为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其中中非地区更是"重灾区"，过去一年IPV发生率高达32%。传统研究多聚焦个体层面的风险因素，而忽略了婚姻制度的文化背景差异。特别是多配偶制(polygyny)这一在"多配偶带"(polygamy belt)普遍存在的婚姻形式，既往研究仅关注个体是否处于多配偶婚姻，却忽视了社区对多配偶制的集体接受程度可能产生的调节作用。这种研究空白使得IPV预防策略往往缺乏文化敏感性。

为填补这一空白，来自金沙萨大学、悉尼科技大学和非洲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的Zacharie Tsala Dimbuene、Bright Opoku Ahinkorah和Dickson Abanimi Amugsi团队创新性地提出"社区多配偶制"(community polygyny)概念，定义为社区内多配偶婚姻女性的比例。研究者假设：不同社区对多配偶制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这种集体态度可能放大或缓冲个体多配偶婚姻对IPV的影响。该研究发表于《Reproductive Health》杂志，通过分析中非四国的代表性数据，为理解文化背景如何形塑婚姻制度与性别暴力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研究团队采用多国横断面调查设计，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利用最新一轮人口健康调查(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 DHS)数据，覆盖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喀麦隆、加蓬和乍得四国的16,217名已婚/同居女性；2)构建社区多配偶制指标，计算每个DHS调查点(cluster)内多配偶婚姻女性的百分比；3)采用多水平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同时控制个体和社区层次变量；4)检验社区多配偶制与个体多配偶状态、教育程度和城市居住地的交互作用。

【描述性结果】揭示出显著的地理差异：乍得多配偶婚姻比例最高(34.3%)但IPV发生率最低(18.9%)，而DRC多配偶比例仅18.6%却有着43.5%的IPV发生率。省级数据显示DRC的开赛 Occidental省(多配偶30.2%)与IPV高发区(57.8%)高度重叠，而喀麦隆北部省多配偶率达33.3%但IPV仅15.6%。

【多水平模型结果】显示：1)社区层面差异解释了IPV变异的7.8%(加蓬)至29.5%(乍得)；2)社区多配偶制呈现矛盾效应——在DRC显著增加IPV风险(aOR=2.890, 95%CI:1.461-5.719)，在喀麦隆却降低风险(aOR=0.278, 95%CI:0.143-0.539)；3)个体多配偶状态在DRC(aOR=1.716)和乍得(aOR=1.305)增加IPV风险，但在喀麦隆无统计学意义。

【交互作用分析】发现：1)社区多配偶制缓冲了个体多配偶的负面效应(除加蓬外)；2)教育程度与社区多配偶制的交互在DRC和喀麦隆加剧IPV，在乍得则起保护作用；3)城市居住与社区多配偶制在喀麦隆的交互显著(aOR=6.251)，提示城市化可能强化文化规范的影响。

在讨论部分，研究者强调三个理论贡献：首先，突破传统 feminism 和 patriarchy 理论的单一解释，提出社区文化接受度是理解婚姻制度与性别暴力关系的关键调节因素。其次，发现多配偶制的"文化悖论"——在某些社区可能通过集体认同降低冲突，而在其他社区可能强化性别权力失衡。最后，证实社会生态模型(Social Ecological Model)在中非语境下的适用性，IPV风险同时受个体、人际关系、社区和社会多层次因素影响。

该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1)反对"一刀切"的IPV干预策略，建议根据社区多配偶接受度制定差异化方案；2)在DRC等高危地区，需针对多配偶文化社区开展去标准化(de-normalization)教育；3)在喀麦隆等保护性效应地区，可探索多配偶社区中的积极文化因素用于预防项目。研究同时指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5.2关于消除性别暴力的指标监测需纳入社区文化维度。

主要局限包括：1)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2)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倚；3)12个月回忆期或导致IPV低估。未来研究建议采用混合方法，结合民族志深描量化指标，并追踪多配偶制文化变迁对IPV的长期影响。这项开创性工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性别暴力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强调必须将集体文化心态纳入公共卫生干预的设计与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