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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 PWUD 对甲苯噻嗪暴露的风险认知及对 HR 行为的影响，研究人员基于 HBM 框架对住院患者开展调查。发现超半数认为所用药物含甲苯噻嗪，且感知其增加 overdose 风险与 HR 行为正相关，提示需加强针对性 HR 教育。
在当今的公共卫生领域，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如同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持续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与生命。自 1999 年至 2022 年，美国近 72.7 万人因阿片类药物过量离世，仅 2022 年就有 8.2 万例死亡，形势堪称严峻。而在这一危机中，原本用于兽医领域的甲苯噻嗪（Xylazine，俗称 “Tranq”）悄然成为新的 “帮凶”。这种作为 α?肾上腺素能激动剂的镇静剂，被非法掺入娱乐性阿片类药物供应中，尤其在费城等地区，2020 年近 25% 的 overdose 死亡案例都与之相关。甲苯噻嗪的 “加盟” 让情况雪上加霜，它不仅会导致使用者出现长时间镇静、呼吸抑制、严重皮肤溃疡等并发症，还会使阿片类药物过量逆转剂纳洛酮（Naloxone）失效，且目前兽医使用的逆转剂（如育亨宾、托拉唑啉、阿替美唑）未获批准用于人类，可能带来有限益处或危害。更棘手的是，许多阿片类药物使用者甚至不知道自己使用的药物中含有甲苯噻嗪，关于他们对这种物质的风险认知以及如何影响危害减少（Harm Reduction, HR）行为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在此背景下，为了填补这一知识空白，美国 Montefiore Nyack 医院、东田纳西州立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了相关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Harm Reduction Journal》上，为理解和应对甲苯噻嗪带来的挑战提供了重要依据。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在一家社区医院进行。研究获得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以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 HBM）为理论框架开发了一种新型电子调查工具，该模型认为健康行为受个体对健康威胁的感知易感性、严重性、行动的感知益处和障碍以及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调查内容涵盖对甲苯噻嗪的了解、暴露或使用情况、风险严重性和易感性感知、寻求甲苯噻嗪的行为以及各种 HR 行为的参与情况等。研究对象为年龄在 18 岁以上、因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为主诊断接受住院治疗的患者，排除仅寻求酒精使用障碍治疗的个体。通过数据挖掘系统 Sentri7 识别符合条件的患者，患者自愿参与调查，无需激励，调查在平板电脑上进行，耗时约 10 分钟，且在调查前进行了预试验以确保表面效度。研究于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8 月期间收集数据，共 337 名患者入住住院康复中心进行解毒，其中 183 名符合调查纳入标准，最终 49 名参与者完成调查。
研究中使用的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一是电子问卷调查，通过开发的工具收集参与者的人口学特征、过去一个月的物质使用史、对甲苯噻嗪的认知和行为等数据；二是统计分析，运用描述性统计对人口学变量和 HR 行为的参与频率进行总结，计算总 HR 得分（通过对 “使用药物时携带纳洛酮”“确保周围有其他人”“进行试验剂量”“测试所使用的药物” 等 Likert 式项目求和得到，得分范围为 0 至 16），采用 Spearman 秩双变量相关分析探讨甲苯噻嗪暴露的感知威胁（包括感知严重性和感知易感性）与 HR 行为的关系，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以确定 HR 行为参与度较高、对甲苯噻嗪暴露的感知易感性较高或对甲苯噻嗪风险的感知严重性较高的患者在遇到甲苯噻嗪时是否更可能改变行为，还对人口学特征与 HR 行为的参与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甲苯噻嗪使用与认知情况
多数参与者（45/49，91.8%）听说过甲苯噻嗪，38/49（77.6%）知道其可导致严重皮肤溃疡或病变扩散至全身，但近 70%（34/49）错误认为甲苯噻嗪在体内的作用方式与阿片类药物相同。在对所用药物中甲苯噻嗪含量的估计上，超过一半（26/49）认为至少有一些药物含有甲苯噻嗪，19/49 表示不确定。寻求甲苯噻嗪的行为很少见，32/49（65.3%）从未尝试获取，仅 5/49 每次获取药物时都寻求。只有 6 名参与者表示如果知道一批药物含有甲苯噻嗪，更可能使用该药物，而 36/49（73.5%）认为接触甲苯噻嗪会增加 overdose 风险。在使用频率上，12/49（24.5%）每天使用甲苯噻嗪。
危害减少行为参与情况
HR 行为的参与度普遍有限。57.1% 的参与者报告使用药物时很少或从未携带纳洛酮，46.9% 很少或从未进行试验剂量，且经常独自使用药物。超过一半的样本（26/49，53.1%）听说过甲苯噻嗪检测试纸，但 77.6% 很少或从未在使用药物前进行检测。不过，91.8% 的样本至少偶尔执行过一种 HR 行为。
风险感知与危害减少行为的关联
数据不支持感知易感性（即认为药物中含有甲苯噻嗪的比例）与 overdose 预防行为参与度增加相关（Spearman Rho = -0.124，p = 0.394）。但认为甲苯噻嗪会增加 overdose 风险的感知严重性与 HR 行为呈正相关（Spearman Rho = 0.290，p = 0.043）。此外，非白人参与者更可能在使用首选药物时进行检测（p = 0.009，95% CI：0.282–1.791）。当识别出甲苯噻嗪时，34 名患者表示会改变行为，这一群体显著更可能定期参与 HR 行为（p = 0.013，95% CI:1.2-5.98）。
研究结论表明，尽管甲苯噻嗪在药物供应中日益普遍，但参与者对暴露的易感性感知似乎并未影响 HR 行为的参与。对检测试纸的使用和了解有限，以及其他 overdose 预防行为的不足，凸显了有针对性的 HR 教育的必要性。所有实践环境中的医疗保健提供者都应意识到甲苯噻嗪暴露的潜在风险，并优先考虑基于证据的护理，包括 HR。
讨论部分指出，研究结果与之前评估 PWUD（people who use drugs，药物使用者）使用甲苯噻嗪经历的定性和定量研究一致，即样本将接触甲苯噻嗪与 overdose 风险增加相关，且通常不会主动寻求它。使用药物前的检测不频繁，纳洛酮携带情况不稳定，这与之前关于无意接触芬太尼相关的 HR 行为研究结果一致。低甲苯噻嗪检测试纸使用率可能是由于普遍缺乏对试纸存在的了解和可及性，也可能是因为假设物质存在，就像芬太尼检测试纸在娱乐性海洛因市场被芬太尼饱和时的情况一样，但不确定这一推理是否适用于甲苯噻嗪。纳洛酮携带率低可能更为复杂，不仅受感知易感性和严重性的影响，还受社区纳洛酮分发工作和使用知识的影响。有趣的是，91.8% 的样本报告至少 “偶尔” 参与一种 HR 行为，但研究不支持关于药物供应中甲苯噻嗪的存在会影响 HR 行为参与的假设，而是与之前将药物供应中掺杂物（如芬太尼）的 overdose 风险感知（危害严重性）与保护行为联系起来的工作一致，即 PWUD 不一定会因为知道药物中存在某种物质而改变行为，但如果他们认为流行的药物是危险的，则更可能改变保护行为。
因此，干预措施应侧重于增加 PWUD 对甲苯噻嗪暴露的潜在负面影响（如依赖性增加、伤口、 overdose 并发症等）的了解，而不仅仅是它在药物供应中的存在。分析表明，认为甲苯噻嗪暴露危险的个体更可能参与 HR 行为，但不到三分之一的受访患者同意或强烈同意他们有信心在使用药物时检测到甲苯噻嗪，这进一步强调了可靠识别方法的重要性。研究结果支持提供甲苯噻嗪检测试纸，许多参与者不知道试纸的存在，但报告如果有试纸并发现药物中含有甲苯噻嗪，会改变行为。住院物质使用和解毒治疗项目非常适合向 PWUD 传授 HR 技术，尽管物质使用治疗服务的参与度低且复发率高，但之前的工作表明，PWUD 在医院环境中通常愿意接受 HR 服务，并减少与物质滥用相关的负面结果。离开治疗设施后处于戒断期的患者更容易 overdose，因此参与 overdose 预防行为可能更加重要。甲苯噻嗪相关 overdose 或医疗并发症的高风险凸显了住院护理期间全面 HR 教育的迫切需要。然而，仅教育可能不足以解决问题，如果 HR 用品难以获得，需要为医疗保健提供者配备 HR 技术和原理的知识，以及现场使用的检测试纸、纳洛酮和安全注射用品。医院应倡导现场提供 HR 用品，治疗团队成员可以帮助患者在社区获得 HR 资源。尽管在医院接受物质使用障碍治疗的患者只是面临甲苯噻嗪暴露风险的一小部分，但利用这一接触点作为 HR 教育的受控环境，可以为出院时更安全的药物使用奠定基础， potentially reducing mortality。未来有必要进行纵向研究，评估住院治疗期间 HR 干预的影响。
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样本量小可能限制研究结果的外部有效性，参与者从单一急性护理治疗机构招募，可能存在选择偏倚，结果可能不适用于未接受治疗的个体。此外，一些参与者在调查前可能未了解 overdose 预防行为，这可能影响他们的回答。研究的地理区域限制也可能导致不同地区对甲苯噻嗪的流行率和认识存在差异。由于是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甲苯噻嗪的感知威胁与药物使用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且调查是在单一时间点进行的观察性研究，随着可用添加剂和物质的频繁变化，限制了研究的适用性。调查工具未评估参与者当前的药物渴望状态（如戒断），这可能影响 PWUD 的风险行为。参与者对调查问题的解释可能存在差异，调查工具未提供 “overdose” 的定义，可能导致参与者的不同解释，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性。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深入探讨了 PWUD 对甲苯噻嗪的风险认知与 HR 行为的关系，为应对甲苯噻嗪带来的公共卫生挑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强调了加强 HR 教育和提供 HR 资源的重要性，尽管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为后续研究和干预措施的开展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