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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有效识别痴呆的神经心理测试在坦桑尼亚老年人群中的开发与适用性，研究人员分析该国 2022 年人口普查数据，发现 60 岁以上人群记忆、听力、视觉主诉患病率分别为 7.3%、7.5%、16.3%，且听力、视觉问题增记忆障碍风险，研究为相关测试开发及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在全球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痴呆症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据统计，全球超过 5700 万人受痴呆症影响，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生活在低 - 中等收入国家（LMICs），且这些地区超过 75% 的痴呆患者未被诊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SA），痴呆症患病率与高收入国家相当，且随着人口老龄化和风险因素的增加，其患病率可能持续上升。然而，目前可用的神经心理测试在 SSA 地区的适用性有限，尤其是针对轻度认知障碍的检测缺乏敏感工具。此外，该地区缺乏利用普查数据评估主观记忆、听力和视觉主诉的标准化率，以及 literacy 和 numeracy 对认知评估影响的研究。因此，开展相关研究对于开发适合当地老年人群的神经心理测试、制定有效的预防干预措施至关重要。
为解决上述问题，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基于坦桑尼亚 2022 年人口和住房普查数据的研究。该研究旨在确定 60 岁及以上成年人主观记忆、听力和视觉主诉的年龄调整患病率，并探讨影响神经心理评估工具开发和适用性的因素，同时阐明年龄、教育和性别与主观记忆主诉之间的相互作用路径。研究结果发表在《BMC Geriatrics》上，为坦桑尼亚及类似地区老年人群的痴呆症诊断和干预提供了重要依据。
研究主要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首先，利用世界卫生组织（WHO）直接法计算年龄调整患病率，以标准化不同年龄组的患病率差异。其次，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与主观记忆主诉相关的因素，包括人口学特征、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感官主诉等。最后，通过路径分析进行中介效应分析，采用自举法（bootstrapping procedures）检验间接效应的显著性。研究数据来自坦桑尼亚全国范围内的普查，共纳入 349,674 名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涵盖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居住区域等多方面信息。
研究结果
老年人群社会人口学特征
60 岁及以上人群占总人口的 5.7%，中位年龄为 68 岁（IQR:60–97 岁），女性占 54.5%，71.7% 居住在农村地区。农村和城市地区在年龄分布、婚姻状况、健康保险覆盖、经济活动参与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地区已婚老年人比例更高，而城市地区老年人的教育水平和 literacy、numeracy 率显著高于农村。
教育水平与读写计算能力
literacy 率为 59.7%，numeracy 率为 67.7%，且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男性的 literacy 和 numeracy 率高于女性，城市地区显著高于农村。教育水平分布显示，农村地区接受少于 7 年教育的老年人比例（41.7%）高于城市（25.1%），而城市地区接受更高教育水平的老年人比例更高。
认知与感官主诉的患病率
主观记忆主诉的年龄调整患病率为 7.3%（95% CI:7.2–7.4），女性（8.1%）高于男性（5.7%），农村（7.1%）高于城市（6.8%）。听力主诉的年龄调整患病率为 7.5%（95% CI:7.4–7.6），视觉主诉为 16.3%（95% CI:16.2–16.4），两者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且农村地区患病率高于城市，女性高于男性。
主观记忆主诉的影响因素
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增长（65–69 岁组 AOR=1.24，85 岁以上组 AOR=3.34）、女性（AOR=1.37）、听力主诉（AOR=4.61）和视觉主诉（AOR=7.12）显著增加主观记忆主诉的风险。而结婚（AOR=0.83）和接受 7 年及以上教育（与少于 7 年相比，7–11 年 AOR=0.91，12–16 年 AOR=0.75）则降低其风险。
中介效应分析
年龄介导了性别对主观记忆主诉的部分效应，年龄解释了性别效应的 21%（p<0.001）。性别作为中介变量，女性降低了教育对主观记忆主诉的影响，女性性别解释了教育效应的 7%（p<0.001）。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首次利用坦桑尼亚全国普查数据，系统分析了老年人群的认知和感官主诉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听力和视觉主诉在老年人群中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且显著增加记忆障碍的风险。同时， literacy、numeracy 和教育水平与主观记忆主诉密切相关，提示在开发神经心理测试时需充分考虑教育背景和感官功能的影响。此外，年龄和性别对记忆主诉的中介效应表明，不同群体的认知评估需求存在差异，需针对性地设计评估工具。
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为坦桑尼亚及 SSA 地区开发适合老年人群的神经心理测试提供了关键数据，强调需考虑教育水平、性别和感官障碍的影响，避免因文化和教育偏差导致的误诊。其次，揭示了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如听力和视觉问题）与记忆障碍的关联，呼吁政策制定者加强对老年人群视力和听力服务的可及性，以预防和早期识别痴呆症。最后，研究结果支持在资源有限的地区利用普查数据进行公共卫生研究，为制定针对性的认知健康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数据为横断面设计，无法建立因果关系；认知和感官主诉基于自我报告，可能存在报告偏差；缺乏客观的神经心理测试和生物标志物数据。未来研究需结合纵向数据和客观评估，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并深入探讨潜在的机制。尽管如此，本研究为低收入国家老年人群的认知健康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学参考和实证依据，对改善全球痴呆症的早期识别和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