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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讨中国基层公共卫生医师职业倦怠与 presenteeism 关联，研究人员基于 JD-R 模型，构建以抑郁症状为中介，应对方式、组织支持为调节变量的模型。对 955 名医师调查发现，抑郁症状中介效应显著，积极应对和适当组织支持可缓冲不利影响，为职业健康干预提供依据。
在公共卫生体系中，基层医师承担着疾病预防、健康管理等重任，但近年来，其面临的工作压力与日俱增。高强度的工作负荷、有限的资源以及职业发展的压力，使得他们容易出现职业倦怠，即一种由工作压力引起的，以情感耗竭、去个性化和个人成就感降低为特征的心理状态。与此同时，“在岗工作效率低下（presenteeism）” 现象也愈发突出，指的是尽管身体或心理不适仍坚持工作，但工作效率显著下降的状态。这种现象不仅影响医师自身的健康，还可能导致公共卫生服务质量下降，影响居民健康管理效果。然而，目前关于职业倦怠如何影响 presenteeism 的内在机制，以及哪些因素可以调节这一过程的研究尚不充分，尤其是在中国基层公共卫生医师群体中。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南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了相关研究，旨在揭示职业倦怠与 presenteeism 之间的关系，以及抑郁症状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同时探讨应对方式和组织支持对这一关系的调节效应。该研究成果发表在《BMC Medical Education》上，为基层公共卫生医师的职业健康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于 2022 年 9 月至 12 月期间，通过便利抽样的方法，从江苏省盐城市的 33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28 个乡镇卫生中心招募了 955 名基层公共卫生医师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中使用了多个标准化量表来收集数据：采用斯坦福在岗工作效率量表（SPS-6）评估 presenteeism 水平；使用通用倦怠量表（MBI-GS）测量职业倦怠；通过患者健康问卷 - 9（PHQ-9）筛查抑郁症状；运用简化应对方式问卷（SCSQ）评估应对方式，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采用组织支持感量表测量医师对组织支持的感知。此外，研究还收集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每日工作时长、年收入等人口学和职业特征数据作为协变量。在数据分析阶段，首先进行 Harman 单因子检验以评估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随后，运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探讨变量间的相关性，并采用 Hayes 的 PROCESS 宏程序进行调节中介模型分析，以检验抑郁症状的中介作用以及应对方式和组织支持的调节作用，同时使用 Johnson-Neyman 技术可视化调节效应。
一、研究对象基本特征与变量相关性分析
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 37.71 岁，69.74% 为女性，82.93% 已婚，50.26% 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57.28% 每日工作超过 8 小时，77.91% 年收入低于 5 万元。数据显示，69.95% 的参与者存在职业倦怠，50.16% 有抑郁症状，68.48% 倾向于采用积极应对方式。Pearson 相关分析表明，职业倦怠与抑郁症状（r=0.66，p<0.001）和 presenteeism（r=0.41，p<0.001）均呈显著正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与抑郁症状（r=-0.24，p<0.001）和 presenteeism（r=-0.19，p<0.001）呈显著负相关；组织支持与抑郁症状（r=-0.35，p<0.001）和 presenteeism（r=-0.21，p<0.001）也呈显著负相关。
二、抑郁症状的中介作用
分层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协变量后，职业倦怠与 presenteeism 显著正相关（β=2.23，95% CI [1.93,2.53]），验证了假设 1。职业倦怠与抑郁症状也显著正相关（β=3.98，95% CI [3.69,4.27]）。当同时纳入职业倦怠和抑郁症状时，抑郁症状与 presenteeism 显著正相关（β=0.24，95% CI [0.18,0.31]），且职业倦怠对 presenteeism 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β=1.27，95% CI [0.88,1.65]）。Bootstrap 检验表明，抑郁症状的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 = 0.96，95% CI [0.70,1.25]），占总效应的 43.05%，支持了假设 2，即抑郁症状在职业倦怠与 presenteeism 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三、应对方式和组织支持的调节作用
调节中介模型分析显示，职业倦怠与应对方式的交互项对抑郁症状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06，95% CI [-0.09,-0.02]），表明积极应对方式能够缓冲职业倦怠对抑郁症状的影响，假设 3a 成立。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发现，在低积极应对组中，职业倦怠与抑郁症状的关系更强（β=4.27，95% CI [3.89,4.65]），而在高积极应对组中，该关系减弱（β=3.39，95% CI [2.95,3.82]）。此外，抑郁症状与组织支持的交互项对 presenteeism 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01，95% CI [0.0003,0.01]），即高组织支持会增强抑郁症状与 presenteeism 的正相关关系，假设 3b 成立。Johnson-Neyman 检验显示，当组织支持水平高于 - 24.54 时，这种调节效应显著。
四、亚组分析
亚组分析发现，组织支持对 presenteeism 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在男性医师中，高组织支持与 presenteeism 正相关（β=0.08，95% CI [0.01,0.16]），而在女性中无显著关联。年龄方面，30 岁以下、30-39 岁和 40-49 岁的医师，职业倦怠与 presenteeism 的正相关关系显著。每日工作超过 8 小时的医师，职业倦怠和积极应对方式对 presenteeism 的影响更显著。年收入低于 3 万元的医师，职业倦怠、抑郁症状和积极应对方式与 presenteeism 的相关性更强。
研究结果表明，职业倦怠不仅直接导致基层公共卫生医师的 presenteeism，还通过抑郁症状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 presenteeism。积极的应对方式能够有效缓冲职业倦怠对抑郁症状的诱发作用，而组织支持的作用则呈现出复杂性：虽然组织支持通常被视为缓解工作压力的资源，但高感知的组织支持可能会增强抑郁症状与 presenteeism 的关联，这可能与社会交换理论有关，即医师感受到组织支持后，更倾向于通过坚持工作来回报组织，即使存在抑郁症状。
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在中国基层公共卫生医师群体中构建了职业倦怠与 presenteeism 关系的调节中介模型，揭示了抑郁症状的关键中介作用以及应对方式和组织支持的不同调节路径。这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一方面，应通过培训提升医师的积极应对技能，如任务重组、时间管理等，以减少职业倦怠向抑郁症状的转化；另一方面，组织在提供支持时需考虑个体需求，避免过度支持导致的反向效应，例如为高压力群体提供灵活工作安排和心理咨询服务。此外，针对不同性别、年龄、工作时长和收入水平的亚组差异，需制定个性化的职业健康管理策略，尤其关注年轻医师、高工作负荷和低收入群体的心理健康。
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样本仅来自江苏省盐城市，可能影响结果的外部效度，以及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的偏差。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扩大样本覆盖范围，并结合客观数据（如工作绩效记录）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尽管如此，该研究为基层公共卫生医师的职业心理健康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践指导，有助于推动建立更具针对性的支持体系，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