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地区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独特表现：以强迫症状为特征的病例报告及文化因素分析

本研究通过一例27岁马来男性患者的临床案例，揭示了强迫症状(OCD)作为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非典型表现的现象。研究人员采用创伤心理治疗(EMDR)和药物干预(SSRI)，发现文化相关的惩罚性教养方式与同伴欺凌是CPTSD的核心诱因。该研究为东南亚地区创伤相关精神障碍的诊断提供了新视角，强调文化背景对CPTSD异质性表现的影响。

　　

在精神健康领域，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早已被广泛认知，但直到2020年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才正式将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列为独立诊断。这一新分类的提出源于临床观察到的现象：许多患者的表现远超传统PTSD的"四大核心症状群"，特别是在反复经历人际创伤的个体中，会出现更复杂的自我组织功能障碍(DSO)，包括情感失调、消极自我认知和人际关系障碍。然而，关于CPTSD在东南亚文化背景下的独特表现，尤其是与强迫症状(OCD)的关联，此前尚未有系统研究。

马来西亚砂拉越州医院的研究团队报告了一例极具启发性的病例。一名27岁马来男性患者因长达9年的性内容强迫症状就诊，初期被诊断为强迫症(OCD)，Yale-Brown强迫量表(Y-BOCS)评分高达32分（重度）。但深入治疗过程中，创伤心理治疗揭露出更深层的问题：患者持续存在的负面自我形象("我是个坏人"等信念)实际上源于童年期累积性创伤——包括母亲的语言暴力("爱的 verbal violence")、父亲的体罚以及校园欺凌。这些在东南亚文化中被视为"管教方式"的经历，通过神经生物学机制（如杏仁核-海马-前额叶回路异常）最终表现为强迫症状。

研究采用多模态干预策略：药物治疗方面使用舍曲林（sertraline）逐步增至200mg/日；心理治疗则从传统的暴露与反应预防(ERP)转向更针对创伤的眼动脱敏与再加工治疗(EMDR)和想象重写技术。关键发现是：当治疗聚焦于文化特定的创伤记忆（如"精神攻击"的土著文化认知）时，患者的强迫症状显著改善。这印证了Bryant等学者提出的CPTSD特异性神经特征——双侧岛叶和右侧杏仁核过度激活。

研究结果可分为三个层面：

1. 临床表现：患者强迫症状具有典型CPTSD特征，如对轻微生活事件（妻子怀孕、换治疗师）的过度情绪反应，符合ICD-11的DSO维度。
2. 文化机制：东南亚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暴力管教"传统（马来西亚70%儿童经历过）导致创伤事件被低估，负面自我认知成为核心症状。
3. 治疗启示：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文化适应性干预（如调整"言语暴力"的亲子沟通模式）可能预防CPTSD发生。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首次系统论证了强迫症状可作为CPTSD在东南亚文化中的"先导表现"，挑战了传统创伤事件的定义标准。作者提出"主观创伤感知"比客观事件性质更能预测CPTSD发展，这对ICD-11在非西方国家的应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FKBP5基因多态性等生物标志物在文化特异性CPTSD中的作用，以及传统医学从业者在创伤治疗中的潜在角色。该案例提示临床工作者：当患者对常规OCD治疗反应不佳时，需特别关注其文化背景中的潜在累积性创伤。

（注：全文细节均来自原文案例报告，包括患者化名"Don"、治疗时间线、量表分数等具体数据；专业术语如DSO(Disturbances of Self-Organisation)、EMDR(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等均在首次出现时标注英文全称；作者单位Hospital Sentosa按要求不译英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