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启发式系统模型分析欧洲减灾中事实核查工具使用意向的研究

当前灾害中假新闻传播干扰危机管理，识别假信息至关重要。研究人员基于启发式系统模型（HSM），对 202 份欧盟居民问卷数据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 HSM 可预测 33% 使用事实核查工具意向，为灾害风险沟通提供理论参考。

　　在数字化信息爆炸的时代，自然灾害与人为灾难频发的背景下，社交媒体成为公众获取灾害信息的重要渠道。然而，虚假新闻（Fake news）和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如同隐藏在信息洪流中的 “暗礁”，不仅可能引发公众恐慌、干扰危机管理决策，甚至会增加灾害中的伤亡人数。例如，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关于 “羟氯喹可治疗新冠”“紫外线可杀灭病毒” 等未经证实的信息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误导了大量民众，凸显了有效识别和遏制假新闻的紧迫性。如何让公众在灾害情境中主动使用事实核查工具（Fact-checking tools），成为提升灾害应对效率、降低风险的关键问题。

为了揭开公众在灾害中使用事实核查工具的心理机制，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IIASA）的研究人员 Nadejda Komendantova、Tahereh Zobeidi 与来自伊朗胡齐斯坦农业科学与自然资源大学的 Masoud Yazdanpanah 合作，开展了一项基于启发式系统模型（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 HSM）的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上，为理解灾害风险沟通中公众的信息处理行为提供了新视角。

研究人员采用在线问卷调查的方法，于 2022 年 4-5 月从欧盟 6 个国家（瑞典、英国、意大利、德国、克罗地亚、立陶宛）的社交媒体用户中收集了 202 份有效问卷。参与者需满足两个条件：出生于目标国家且每日使用 Instagram、Twitter 或 Facebook 至少 15 分钟获取新闻。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结合启发式系统模型，分析了信息充分性、信息搜索、来源可信度等因素对公众使用事实核查工具意向的影响。

一、参与者特征与社交媒体使用偏好

参与者中男性占 48.5%（98 人），女性占 51.5%（104 人），平均年龄 34.88 岁。在获取灾害相关新闻时，54.3% 的人首选 Facebook，28.7% 使用 Instagram，17% 选择 Twitter。数据显示，公众对健康灾害（如 COVID-19）和战争相关信息的关注度最高（均值分别为 3.02 和 3.06），而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的信息关注度相对较低。

二、HSM 模型构建与使用意向的影响因素

研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和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 HSM 模型在预测事实核查工具使用意向中的有效性。结果表明：

1. 信息搜索行为的核心作用：信息搜索（Seeking information）是影响启发式处理（Heuristic processing）和系统处理（Systematic processing）的关键因素。主动搜索灾害信息的人群更倾向于同时采用两种信息处理方式，即既依赖专家或权威来源的简单线索（启发式处理），也会对信息内容进行深入分析（系统处理）。
2. 处理方式对信息可信度的影响：启发式处理（β=0.225, t=3.633）和系统处理（β=0.177, t=3.385）均正向影响信息可信度（Information credibility）判断。例如，在疫情中快速接受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的人群（启发式处理）会认为信息更可信，而仔细核对数据来源的人群（系统处理）同样会形成较高的可信度评估。
3. 信息可信度与使用意向的负相关：尽管信息处理方式影响可信度判断，但信息可信度本身对使用事实核查工具的意向具有直接负向影响（β=-0.557, t=-3.072）。即当公众认为社交媒体提供的信息完整、准确时，使用事实核查工具的意愿较低；反之，对信息持怀疑态度者更倾向于主动核查。
4. 模型解释力：该模型可解释 33% 的使用意向变化，表明 HSM 能有效捕捉灾害情境中公众决策的心理机制。

三、研究结论与现实启示

本研究首次将启发式系统模型应用于灾害风险沟通领域，证实了 HSM 在预测事实核查工具使用意向中的价值。研究发现，信息搜索行为是驱动公众采用不同信息处理策略的核心动力，而信息可信度判断则是连接认知过程与行为意向的关键桥梁。值得注意的是，来源可信度（Source credibility）对信息处理方式的直接影响未达显著水平，这可能与灾害情境中公众更关注信息及时性而非来源专业性有关。

从实践角度看，研究为灾害管理部门和社交媒体平台提供了双重启示：一方面，可通过优化信息检索渠道（如政府官网设立灾害信息专区），引导公众主动搜索权威信息，促进启发式与系统处理的协同作用；另一方面，需正视 “信息可信度越高，核查意愿越低” 的现象，通过定期发布透明数据、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增强公众对潜在假新闻的警惕性。例如，欧盟国家可借鉴研究建议，建立常态化的灾害信息披露机制，通过培训提升公众对事实核查工具（如FactCheck.org）的认知度。

尽管研究样本量较小且局限于欧盟国家，但其构建的理论框架为后续跨文化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纳入非英语国家样本，探讨数字素养、平台算法等因素对信息处理行为的影响，为全球灾害风险治理提供更普适的策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