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素养通过层级中介机制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多路径研究

针对老龄化社会数字化转型中老年人福祉提升难题，广西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1016名中国老年人数据，揭示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通过直接效应(β=0.56)、并行中介(eHealth literacy 11.84%/Self-efficacy 10.53%)和序列中介(3.95%)三条路径影响生活质量(QOL)，为设计分层干预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随着全球老龄化进程加速与社会数字化转型深度交织，老年人面临日益严峻的"数字鸿沟"挑战。在中国独特的数字化生态中，从医疗挂号到移动支付，日常生活服务已全面线上化，但约55%的老年人对使用数字健康服务缺乏信心。既往研究虽证实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与老年人生活质量(QOL)存在关联，但对其作用机制的认识仍停留在碎片化阶段——既未厘清领域特异性能力(如电子健康素养eHealth literacy)与心理资源(如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的协同作用，也缺乏对中国语境下多重作用路径的实证分析。

广西大学、广西财经学院等机构的研究团队Yang Xin、Hu Weina和Deng Yan在《Scientific Reports》发表的研究，首次整合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数字健康参与框架(Digital Health Engagement Framework)和技术增强心理赋能模型(Technology-Enhanced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Model)，通过对1016名中国老年人(平均年龄67.11±5.92岁)的多层次数据分析，揭示了数字素养影响生活质量的三重作用路径。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覆盖中国东(广东、浙江)、中(湖北、安徽)、西(四川、广西)三大区域，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和Bootstrap法验证了假设模型。

关键方法包括：1)采用自评数字素养量表(SRDLS-OA)测量数字实践技能、学习意识和支付意识三维度；2)使用WHOQOL-BREF评估生活质量四领域；3)通过eHEALS-R量表和GSE-R量表分别测定eHealth literacy与Self-efficacy；4)运用AMOS 24.0进行路径分析，PROCESS宏程序检验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呈现四大发现：

1. 直接效应主导：数字素养对QOL的直接效应达总效应的73.68%(β=0.56, p<0.01)，显著高于西方研究报道值，反映中国数字化服务渗透度对老年人基础数字能力的刚性需求。
2. 并行中介路径：eHealth literacy(β=0.09)与Self-efficacy(β=0.08)分别解释11.84%和10.53%的总效应，证实领域特异性技能与心理资源各自独立发挥桥梁作用。
3. 序列中介链条：发现"数字素养→eHealth literacy→Self-efficacy→QOL"的级联通路(β=0.03)，占3.95%总效应，揭示健康信息处理能力可转化为普遍心理资本。
4. 区域差异显著：东部地区老年人高中以上学历(43.2%)和智能手机持有率(68%)显著高于西部(18.1%,42%)，但中介模型具有跨群体稳定性(ΔCFI<0.01)。

结论部分指出，该研究突破了传统单一路径解释框架，通过三重作用机制阐明：数字素养既是直接改善生活质量的"技术工具"，也是培育领域专长和心理资源的"赋能平台"。特别是在中国情境下，基础数字技能训练可产生即时效益，而整合健康应用模块与信心培养的阶梯式干预能产生协同效应。讨论强调，对西部农村等数字弱势群体，优先发展eHealth literacy可能撬动更大效益，因其在序列路径中扮演"能力转换器"角色。研究为制定差异化的老年数字素养提升计划提供了理论地图，对实现积极老龄化目标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该研究的创新性体现在：1)首次验证数字素养通过eHealth literacy→Self-efficacy的层级传导机制；2)揭示直接效应在数字化深度渗透社会的特殊权重；3)开发适用于中国老年人的SRDLS-OA测量工具。未来研究可纵向追踪数字能力转化过程，并探索文化因素对作用路径的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