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足迹分析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ECM和ARDL模型的实证证据

为应对中国资源消耗与经济扩张带来的环境压力，研究人员通过生态足迹分析(EFG)探究了可再生能源消费(REC)、CO2排放、治理效能(GE)、城市化(UP)等变量的动态关系。采用VECM、ARDL和FMOLS模型分析1995-2023年数据，发现生态足迹增长显著驱动可再生能源转型，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为中国的循环经济实践和绿色城市规划提供了政策依据。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加速，自然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压力持续加剧。尽管在减贫和现代化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但碳排放激增、资源枯竭和城市环境恶化等问题，正严重阻碍气候行动(SDG 13)、可持续城市(SDG 11)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实现。当前政策往往未能有效协调环境退化与社会经济转型的复杂关系，导致发展战略与生态保护之间失衡。在此背景下，中国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研究，通过生态足迹分析(Ecological Footprint Analysis)这一量化工具，系统评估了中国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矛盾。这项发表在《Ecological Indicators》的研究，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如何平衡发展与可持续性提供了重要洞见。

研究团队采用世界银行发展指标(WDI)和全球足迹网络(GFN)1995-2023年的年度数据，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捕捉长期均衡关系，结合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分析短期动态，并采用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FMOLS)确保估计有效性。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揭示变量间的双向影响机制，构建了涵盖可再生能源消费(REC)、CO₂排放、生态足迹增长(EFG)、治理效能(GE)、城市化(UP)、人口增长(PG)和人均GDP(GDPPC)的综合分析框架。

3.1 数据来源部分显示，研究选取的变量均来自权威国际数据库，其中生态足迹数据源自全球生态足迹核算的黄金标准GFN，确保了指标的国际可比性。3.2 方法论部分详细描述了从描述性统计到因果检验的六步分析流程，特别通过增广迪基-富勒(ADF)测试解决了非平稳时间序列的伪回归问题。

1. 结果与讨论部分呈现了丰富发现：
   4.1 模型估计显示，生态足迹增长(EFG)与可再生能源消费(REC)存在显著负向关系(系数-20.182，p<0.01)，表明生态压力初期会抑制清洁能源转型。这与(Ostad-Ali-Askari, 2022)关于资源依赖型经济体转型困难的研究相符。

4.2 诊断测试中，方差膨胀因子(VIF)显示治理效能(GE)存在较高多重共线性(813.893)，但通过模型优化仍保持结果稳健。杜宾-沃森统计量(2.3658)证实不存在自相关干扰。

4.3 格兰杰因果检验揭示关键发现：城市化(UP)与CO₂排放存在单向因果关系(7.5614，p=0.0032)，而REC与EFG呈现双向影响，验证了"环境压力-政策响应"的反馈机制。这与(Wang et al., 2024a)提出的生态阈值理论相呼应。

1. 结论部分强调了三重政策启示：首先，生态足迹应作为环境规划的核心指标，需建立省级生物承载力监测网络；其次，城市群发展需推行"绿色基础设施积分制"，将湿地公园、屋顶光伏等生态工程纳入政绩考核；最后，建议在"十四五"规划中嵌入SDGs协同评估框架，通过碳交易市场与可再生能源配额制联动破解治理碎片化难题。

该研究的创新性在于首次将动态计量经济学与生态足迹方法论结合，突破了传统静态分析的局限。如(Raheem et al., 2018)所述，这种"压力-响应-反馈"的系统建模思路，为新兴经济体实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拐点前移提供了量化工具。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先升后降"的独特模式，这与(Umair & Dilanchiev, 2022)对OECD国家的观察形成对比，可能源于中国特有的人口密度红利和轨道交通优先发展战略。

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未考虑区域异质性可能掩盖省级差异，且生态足迹指标未能区分碳足迹与生物多样性等组分。后续研究可结合夜间灯光遥感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以捕捉地理溢出效应。正如(Eslamian et al., 2018)强调的，未来需开发能整合水资源压力、空气质量等多维度的"行星健康指数"，以更全面评估可持续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