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森林枯死现象的框架分析：基于政策行动者直接沟通的诊断与预后研究

本研究针对德国2018年以来森林枯死现象，通过分析27个森林政策行动者网站内容，运用框架理论探讨其诊断性（因果归因）和预后性（解决方案）叙事策略。研究发现行动者可分为两类：一类均衡归因自然与人为因素并倾向被动管理，另一类强调自然因素并主张主动干预。研究揭示了德国森林治理 discourse 的复杂性，为理解气候危机下林业政策分歧提供了新视角。

　　

近年来，德国森林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自2018年大旱引发的"森林枯死2.0"现象持续蔓延，约80%林地已出现明显损伤。这场危机不仅威胁木材生产、碳汇功能等生态系统服务，更激化了林业管理与自然保护阵营的长期对立。传统研究多将这两类行动者简化为"经济利用"与"生态保护"的二元对立，却忽视了政策沟通中复杂的叙事策略如何影响公众认知与决策制定。在此背景下，来自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研究团队在《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发表论文，首次通过系统性框架分析揭示德国森林政策行动者的直接沟通特征。

研究团队采用定性内容分析法，筛选27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机构（含5个州立林业企业、5个林业协会、5个自然保护NGO及12个政府部门）的公开网站文本。基于Benford和Snow的框架理论，重点解码诊断性框架（causers/victims）与预后性框架（helpers/instruments），通过标准化词频统计和质性归类揭示叙事模式差异。

诊断性框架分析显示，所有行动者均承认自然因素（如树皮甲虫、干旱）的主导作用，但9个行动者（含4个NGO和3个林业企业）同时指责人为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当将气候变化归入人为因素时，自然保护NGO更倾向均衡归因（如NGO12将林业过度经营与污染物排放列为同等要因），而林业系统多回避责任归咎（如林业企业3仅强调自然胁迫）。在受害者认定上，云杉等树种被普遍提及，但仅4个林业相关方承认从业者也是受害者。

预后性框架揭示更显著分野：自然保护阵营推崇被动措施（如NGO13主张"保护优先、减少干预"），其建议的保护区建设与自然再生占比达被动措施的75%；林业系统则力主主动干预（如林业协会9提出"33次/千字"的树种更替方案），森林改造（20个行动者）与人工造林（15个行动者）成为核心对策。值得注意的是，3个兼管林业与自然保护的州政府展现出中间立场，如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政府（actor20/24）在因果归因上接近NGO，但解决方案仍倾向主动管理。

通过交叉分析，研究者识别出两个典型集群：集群1（含5个NGO和2个林业企业）持"生态脆弱性"认知，主张限制人为干预；集群2（含3个林业企业和3个政府部门）持"自然耐受性"观点，倡导技术主导的适应性管理。这种分化印证了Cultural Theory中的"平等主义"与"等级主义"世界观分野，也挑战了传统"林业-保护"二元分类——例如林业企业5因承认历史造林失误，其框架更接近NGO而非同业。

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政策沟通的深层结构：在利益调解系统（协会/NGO）中，对立叙事泾渭分明；而在行政系统内，行动者能根据实际需求调整立场。这暗示基层治理可能比高层论战更易达成共识。研究者建议未来拓展分析范围至科研机构、旅游协会等多元主体，并结合语用学分析以更全面把握 discourse 动态。作为首项针对德国森林政策直接沟通的框架研究，其方法论创新（如气候变化的归因单列）与实证发现，为全球气候适应型森林治理提供了重要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