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从肠道炎症到精神共病：炎症性肠病中焦虑和抑郁的机制与治疗

这篇综述系统阐述了炎症性肠病(IBD)与焦虑/抑郁的双向关联机制，揭示了遗传易感性、海马神经发生异常、特定脑区改变、肠道菌群失调、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紊乱及炎症因子介导的神经免疫交互作用等核心通路，并探讨了基于微生物群-肠-脑轴(MGBA)的新型治疗策略。

　　

背景

炎症性肠病(IBD)作为一种慢性免疫介导的肠道炎症性疾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CD)，其临床表现远超出消化道范畴。近年研究发现，IBD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焦虑33.8%，抑郁22.8%），这种共病关系不仅加重疾病负担，更与不良临床结局密切相关。动物模型和临床研究共同揭示，这种双向关联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生物学对话机制。

抑郁焦虑在IBD中的流行与双向联系

流行病学数据显示，IBD患者发生焦虑抑郁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1.5-2倍，而抑郁患者罹患IBD的风险也增加20%。这种双向性在丹麦全国队列研究中得到验证：IBD诊断前5年焦虑风险已升高40%(OR=1.4)，诊断后10年抑郁风险持续增加50%(HR=1.5)。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患者和伴有慢性腹痛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的易感性，疼痛灾难化认知在其中起关键中介作用。

发病机制

遗传与基因组学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显示IBD与焦虑抑郁性状存在显著遗传相关性。动物模型中，脂质运载蛋白2(Lcn2)在丘脑室旁核(PVT)过表达可诱发抑郁样行为，而沉默Lcn2则能缓解症状。孟德尔随机化分析支持抑郁对IBD的单向因果影响(OR=1.20)。

海马神经发生异常
急慢性结肠炎模型呈现差异化神经发生改变：急性期可见双皮质素(DCX)⁺神经前体细胞减少，而慢性期主要表现为细胞增殖标记物Ki67⁺细胞减少。人类尸检研究也发现抑郁症患者海马区神经干细胞(Nestin⁺)和成熟神经元(NeuN⁺)数量减少。

脑区结构与功能重塑
前额叶皮层(PFC)髓鞘形成障碍与抑郁行为相关，而布瑞哌唑可通过调节5-HT_1A受体改善这一现象。影像学研究显示UC患者岛叶皮质谷氨酸水平降低与抑郁严重度呈负相关(r=-0.497)。

肠道菌群失调
IBD伴抑郁患者肠道中乳酸菌目(Lactobacillales)和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过度增殖，而普雷沃菌属(Prevotella_9)减少。菌群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SCFAs)通过激活σ-1受体(SIGMAR1)/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通路发挥抗抑郁作用。

炎症因子风暴
动物模型中，结肠炎导致前扣带回皮层(ACC)白细胞介素-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持续升高。临床观察发现抗TNF治疗6周可使抑郁评分显著降低(50.1→48.1,p=0.02)。

HPA轴失调
葡聚糖硫酸钠(DSS)处理的小鼠表现出HPA轴过度激活，而雌激素受体β(ERβ)敲除会加剧这种反应。电针治疗可通过调节腹侧海马(vHPC)γ-氨基丁酸(GABA)能神经元中大麻素1型受体(CB1R)表达改善焦虑。

神经递质紊乱
IBD患者前额叶皮层5-HT系统功能障碍，而外侧导水管周围灰质(vlPAG)谷氨酸能神经传递异常与持续抑郁样行为相关。

治疗进展

心理干预
接受与承诺疗法(ACT)在改善IBD患者抑郁症状方面优于传统认知行为疗法(CBT)(p=0.010)，但对焦虑效果存在争议。

药物治疗
文拉法辛治疗6个月可同时改善HADS评分(焦虑p<0.001)和炎症指标。乌司奴单抗治疗2年能持续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菌群靶向治疗
健康青少年供体的粪菌移植(FMT)使UC患者焦虑抑郁评分显著下降，而工程化大肠杆菌Nissle 1917通过释放CO/H₂S在动物模型中展现多重保护效应。

辅助疗法
适度运动可使克罗恩病活动指数降低25.3%，膳食纤维摄入与抑郁风险呈负相关，这些非药物干预为综合管理提供了新思路。

结论

IBD与焦虑抑郁的共病机制构成了一张复杂的生物学网络，涉及从基因表达到器官功能的多个层面。未来研究需通过多组学技术厘清因果时序，并将心理筛查纳入常规诊疗。这种整合生物学机制与临床干预的跨学科视角，将为改善患者身心预后开辟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