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角下青少年手机依赖问卷(MPDQ)的测量等值性研究：中国大陆与香港的比较分析

本研究针对青少年手机依赖(MPD)这一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和测量等值性检验等方法，首次系统比较了手机依赖问卷(MPDQ)在中国大陆与香港青少年中的心理测量特性。研究发现MPDQ三因子结构（紊乱思维、拨接电话、短信行为）在两地均适用，并实现部分标量等值性，揭示大陆青少年在所有维度得分显著高于香港同龄人（效应量d=-0.37至-0.72）。该成果发表于《BMC Psychiatry》，为跨文化MPD评估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基础。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智能手机已成为青少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数字器官"。据统计，全球60.42%人口使用手机，而中国深圳与香港作为科技前沿城市，青少年手机依赖(MPD)问题尤为突出——两地患病率均超过21%，表现为过度使用导致的思维紊乱、社交障碍和学业下滑。然而，一个关键问题长期被忽视：同样使用中文的深圳与香港青少年，对MPD的认知是否存在文化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会影响评估工具的准确性？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与新西兰Laidlaw College的研究团队在《BMC Psychiatry》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研究。他们发现，尽管MPDQ问卷的三维结构在两地均成立，但香港青少年在"发送无实质内容邮件"等条目上表现出更强的文化关联性；更令人意外的是，受严格防疫政策影响，深圳青少年的MPD各维度得分显著更高（效应量d=-0.37至-0.72），这揭示了文化环境与公共政策对数字行为的深刻塑造。

研究团队采用多方法验证策略：首先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确认MPDQ的三因子结构，继而运用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MGCFA)检验测量等值性，最后采用多维项目反应理论(MIRT)分析条目特性。样本涵盖深圳2所中学367名学生（44%男生）和香港3所学校551名学生（77%男生），所有数据收集于2022年10月——这个时间点恰好捕捉到两地截然不同的防疫政策（深圳严格封控vs香港复课）。

【因子结构与测量等值性】
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MPDQ在两地均符合"紊乱思维"、"拨接电话"、"短信行为"三维结构。虽然条目13（"上课时发邮件"）在深圳样本因子负荷较低（λ=0.38），但基于理论考量予以保留。测量等值性检验取得重要发现：

1. 部分度量等值性：条目16和19（涉及邮件发送内容）在香港表现出更强区分度
2. 部分标量等值性：7个条目阈值存在区域差异，反映两地青少年对"上课使用"等行为的评判标准不同

【潜在均值差异】
控制测量差异后，深圳青少年展现出：
• 更严重的思维紊乱（d=-0.37，p<0.001）
• 更频繁的拨接电话（d=-0.43，p<0.001）
• 更极端的短信行为（d=-0.72，p<0.001）

【MIRT深度分析】
多维项目反应理论揭示，香港样本条目区分度普遍更高（a>1.35），而深圳样本存在更多非显著阈值参数，说明Likert量表选项在深圳青少年中的心理过渡更模糊。

这项研究打破了"同文同种即测量等同"的认知误区，首次实证了MPDQ在华人亚文化群体中的差异性表现。其价值体现在三个维度：
方法学层面：确立MPDQ跨文化比较的技术规范，指出需修订的敏感条目（如涉及邮件文化的项目）
实践层面：为两地制定差异化干预策略提供依据——深圳需关注防疫政策衍生的数字依赖，香港应重视个体化使用辅导
理论层面：印证了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揭示科技行为如何被宏观政策（如防疫措施）与微观文化（如邮件使用习惯）共同塑造

研究同时留下重要悬念：为何深圳青少年在严格家教环境下反而表现出更严重的MPD？作者推测这可能源于"压力转移"机制——在集体主义文化的高学业压力下，手机成为情绪宣泄出口。这一假设有待未来研究验证，也为理解数字时代文化心理的复杂互动打开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