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领导对追随者激进创造力的影响：心理安全与协作关系的中介调节机制

本研究探讨了参与式领导(PL)如何通过提升追随者心理安全(FPS)和优化协作关系(CR)，促进制造业追随者激进创造力(FRC)的机制。基于社会信息处理(SIP)理论，研究人员对孟加拉国178家制造企业的82名领导者和240名追随者进行问卷调查，采用PLS-SEM分析发现：PL显著正向影响FPS(β=0.85)和FRC(β=0.78)，FPS在PL与FRC间起完全中介作用(β=0.25)，但CR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该研究为制造业创新管理提供了理论框架，揭示了领导风格通过心理安全路径激发创造力的内在机理。

　　

在当今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创造力和创新已成为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制造业作为许多新兴经济体的支柱产业，面临着技术迭代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然而，现有研究对领导风格如何通过心理机制影响员工创造力，特别是在制造业这一特定情境下的研究仍存在明显空白。传统观点认为，参与式领导(PL)通过赋予员工自主权能激发创新，但其具体作用路径和边界条件尚不明确。与此同时，追随者心理安全(FPS)和协作关系(CR)作为关键的社会认知因素，它们在PL与追随者激进创造力(FRC)之间的复杂交互作用亟待探索。

九江大学管理学院联合孟加拉国纺织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团队，针对这一科学问题展开了系统性研究。基于社会信息处理(SIP)理论，研究人员构建了PL通过FPS影响FRC的理论模型，并考察CR的调节作用。通过对孟加拉国178家制造企业的322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发现PL不仅能直接促进FRC(β=0.78)，还通过FPS的完全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创造力(β=0.25)。这一发现揭示了"领导者参与决策→建立心理安全感→激发创新行为"的传导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CR在理论上被认为能增强创新，但实证结果显示其调节作用并不显著(β=0.29, p>0.05)，这一反直觉发现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该成果发表于《BMC Psychology》，为制造业组织的创新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研究采用定量调查方法，通过结构化问卷收集孟加拉国制造业领导层(n=82)和员工(n=240)的配对数据。使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假设检验，通过Bootstrap法验证中介效应，并控制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变量。测量工具包括Al Wali开发的PL量表、Edmondson的FPS量表以及Hair等的FRC量表，所有构念的Cronbach's α均>0.7，满足信效度要求。

研究结果部分，"参与式领导与追随者心理安全"验证了H1假设(β=0.85, t=66.42)，表明PL通过决策参与显著提升员工的心理安全感。"心理安全与激进创造力"部分支持H2假设(β=0.84, t=5.66)，证实安全环境有助于突破性创新。"心理安全的中介作用"验证H3假设(β=0.25, t=5.67)，显示FPS是PL影响FRC的关键桥梁。"参与式领导与激进创造力"直接路径(H4)效应值达0.78(t=22.36)，凸显PL对创新的直接驱动力。出人意料的是，"协作关系的调节作用"(H5)未达显著水平(β=0.29, t=0.66)，暗示在制造业情境中，结构化协作可能不如个体心理安全重要。

讨论部分指出，该研究首次在制造业情境中整合SIP理论解释PL-FRC关系，拓展了领导力研究的理论边界。实践层面，建议制造业管理者通过建立参与式决策机制培养心理安全文化，而非过度依赖团队协作形式。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截面设计难以推断因果关系，以及样本仅来自孟加拉国可能限制结论普适性。未来研究可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PL的作用差异，以及数字化转型对领导力-创造力关系的影响。这些发现为制造业在VUCA(易变、不确定、复杂、模糊)时代构建可持续创新生态系统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