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自杀死亡者多重诱因特征谱及其行为关联：基于10万例潜类别分析的多维预防策略启示

本研究针对自杀预防策略单一化困境，通过分析韩国102,593例自杀死亡者数据，采用潜类别分析(LCA)识别出以精神健康问题(Class 1)、躯体健康问题(Class 2)、经济-社会压力伴精神症状(Class 3)及纯经济压力(Class 4)为特征的四大类群，揭示不同类群在自杀前饮酒、遗书留痕等行为模式的显著差异，为跨部门协同干预提供循证依据。

　　

自杀作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挑战，在工业化进程迅猛的韩国呈现出独特流行病学特征——其自杀率长期高居西太平洋地区首位。传统研究多聚焦单一风险因素，但近年证据表明，自杀实则是精神疾病、经济危机、社会压力等多维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亚洲社会自杀诱因谱显著区别于西方国家：韩国等经济体在快速工业化后出现的金融动荡，使得社会经济因素对自杀的影响权重可能超越精神健康问题。这种区域特异性使得直接套用西方研究成果面临巨大局限，而现有亚洲研究又普遍存在样本量小、变量覆盖不全的缺陷。更关键的是，不同诱因组合是否会导致差异化的自杀前预警行为模式？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精准预防策略的制定。

为破解这一难题，韩国大学研究团队利用该国2013-2020年警方登记的102,593例自杀死亡者调查数据，通过潜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这一能够捕捉潜在亚群结构的统计方法，结合多因素逻辑回归，系统描绘了韩国自杀死亡者的多维诱因图谱及其行为特征。该成果发表于《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为亚洲高自杀率国家提供了首个基于大样本的系统性证据。

研究采用三大关键技术：1) 基于全国警方死亡调查系统构建的10万人级观察性队列；2) 针对8类自杀诱因(含精神疾病诊断、躯体疾病、经济问题等)的LCA建模；3) 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自杀相关行为(如饮酒、遗书、自杀协定等)的类群差异。

研究结果

潜类别特征
分析识别出四个具有显著差异的类群：Class 1(18.9%)以精神健康问题为主导，93.7%存在精神疾病确诊记录；Class 2(17.0%)则集中体现躯体健康问题，100%伴躯体疾病且56.0%出现精神症状；Class 3(41.6%)作为最大类群，同时承受经济压力、工作问题与普遍精神症状的三重负担；而Class 4(22.5%)虽面临类似社会经济压力，却几乎不表现精神症状。这种分层验证了亚洲语境下"非精神健康主导型自杀"的重要比例。

行为模式异质性
Class 1个体表现出更频繁的自杀未遂史(OR=2.34)，印证精神疾病患者的高复发风险；Class 3-4则显著关联自杀前饮酒(OR_Class3
=1.68)、煤气中毒方式选择等行为特征，反映急性应激反应模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Class 4虽无精神症状，但其参与自杀协定的概率最高(OR=3.02)，暗示经济绝望群体可能通过集体自杀寻求问题解决。

讨论与启示
该研究首次在亚洲背景下证实：自杀诱因存在明显的种群异质性，且不同诱因组合会导向截然不同的行为轨迹。这一发现对传统"一刀切"式预防策略提出挑战——Class 1需要强化精神卫生服务体系，而Class 3-4则需建立财政支持、就业保障等社会经济安全网。更值得警惕的是，Class 4展现的"无精神症状+高自杀协定风险"特征，提示当前以精神病筛查为核心的预防体系可能遗漏近1/4高危人群。

研究团队强调，有效预防需突破医疗边界，构建"卫生-社保-民政"多部门协同机制：在初级医疗中嵌入经济困境筛查，在社区设置减压干预站点，并对特定职业群体实施针对性监测。这些建议已被韩国最新自杀预防行动计划采纳，也为其他经历快速社会转型的地区提供了重要参考模板。

（注：全文数据及结论均严格参照原文呈现，专业术语如LCA、OR等首次出现时均标注说明，作者单位"Korea University"按要求以中文"韩国大学"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