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早期战争经历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基于朝鲜战争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聚焦朝鲜战争背景下CEO早期战争经历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机制。通过分析2003-2017年16,508个企业年度数据，发现战争经历显著提升捐赠规模，尤其在6-15岁经历战争及高烈度地区的CEO群体中更显著。研究运用PSM（倾向得分匹配）和RDD（断点回归设计）验证结论，揭示了创伤经历通过利他主义（altruism）和声誉机制影响企业决策的路径，为高管印记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CSR）研究提供新视角。

　　

在当代商业社会中，企业慈善捐赠行为背后的驱动因素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2023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再次引发人们对战争长期影响的思考——那些在童年时期经历过战争创伤的个体，是否会将其情感印记转化为企业决策？特别是对于朝鲜战争（1950-1953）这一特殊历史事件，其意识形态对立和同民族相残的特性，使得经历者可能形成独特的价值观。现有研究虽探讨过早期贫困（Xu and Ma, 2022）或自然灾害（O'Sullivan et al., 2021）对CEO决策的影响，但战争这一极端创伤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塑造机制仍属空白。

针对这一科学问题，来自国内的研究团队在《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Finance》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研究。该研究创新性地利用韩国金融监督院（相当于美国SEC）强制披露的审计数据，构建了包含16,508个企业年度观测值（2003-2017）的独特数据集。通过量化CEO出生地与战争烈度的空间关联，结合断点回归设计（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等因果推断方法，首次系统揭示了战争经历如何通过心理印记（imprinting）机制重塑企业慈善行为。

研究方法上，团队采用多维度验证策略：1）基于CEO出生年份（1953年8月为断点）的RDD分析；2）战争烈度空间异质性建模；3）财务约束（杠杆率/现金持有量）、财阀（Chaebol）隶属和外资持股等调节效应检验；4）全球金融危机（2008-2009）等外生冲击的对照实验。所有分析均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控制选择偏差。

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年龄敏感期效应
符合Tulving（2002）的认知发展理论，6-15岁经历战争的CEO捐赠强度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p<0.01），证实人类价值观形成关键期对战争创伤的敏感性。

战争烈度梯度
首创"出生地战争烈度指数"显示，CEO家乡每增加1个标准差战争伤亡，企业捐赠额提升7.3%（p<0.05），印证创伤程度与利他行为的剂量效应。

决策自主权调节
在财阀企业（决策层级复杂）和外资控股>30%的企业（监督严格）中，战争经历效应衰减40-60%，凸显组织环境对个人印记表达的制约。

资源约束边界
高杠杆率（负债率>行业均值）使战争经历效应降低58%，表明财务弹性是创伤转化为慈善行为的必要条件。

危机情境特异性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战争经历CEO未显著增加捐赠，证伪风险规避动机假说，支持纯粹利他主义解释。

这项研究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研究的框架，首次将战争心理学与高管决策研究相结合。实践层面，其开发的"战争烈度-出生地"匹配模型为跨国企业评估高管风险偏好提供了新工具。政策启示上，发现财务约束对慈善的抑制作用，为政府设计捐赠激励政策（如税收抵扣）提供了靶点。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还揭示了媒体曝光对战争经历CEO的强化效应——在韩国年度慈善排行榜制度下，创伤经历者的捐赠行为可能兼具心理补偿与社会声誉的双重动机。

该研究的局限在于未能完全剥离代际效应（战争经历CEO多属特定年龄层），且朝鲜战争的民族特殊性可能限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可拓展至其他战争背景（如越南战争），或结合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探索创伤记忆的神经机制。正如作者Chun Hongmin和Choi Sanghak在结论部分强调的，这项工作为理解"集体创伤如何通过企业领导者重塑商业伦理"开辟了新路径，对战后国家企业文化的形成机制具有深远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