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生物多样性与文化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正相关关系始终可靠吗？

（编辑推荐）本文通过系统文献综述（2013-2023年），探讨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与文化生态系统服务（CES）的关联性，揭示物种丰富度（Species richness）与游憩价值（Recreation）的正相关性占主导，但超1/4研究指出负相关或非线性关系，空间尺度与人为干预程度是关键调节因素。

　　

Abstract
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供给与调节服务的积极作用已被广泛认可，但其与文化生态系统服务（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CES）的关联仍存争议。本研究系统分析了2013-2023年间相关文献，发现物种丰富度、多度及形态多样性是主流生物多样性指标，而CES研究聚焦于游憩旅游价值、美学价值及整体文化服务。尽管正相关性结论占主导（如Graves等2017b提出生物多样性提升CES供给），但超25%研究指出负相关（如Fairchild等2022发现高鸟类丰度可能引发噪音污染）或非线性关系（Fineschi & Loreto 2020）。值得注意的是，空间尺度缩小与人为活动增强会提高负相关可能性——例如人工林虽物种丰富，但公众因环境质量预期降低而减少CES获得感（McGinlay等2017）。

Introduction
CES作为生态系统提供的非物质收益（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2005），其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存在理论分歧。争议核心在于评估指标选择：1）CES类别差异（如物种丰富度促进健康福祉却与美学价值无显著关联，Bagstad等2016）；2）生物多样性指标类型（主观感知与客观指标结论背离，Karimi & Raymond 2022）；3）环境属性调节作用（如景观开阔度Hassall 2014、季节海拔等）。这些矛盾凸显了整合空间尺度与人为干预等环境驱动因子的必要性。

Data collection
基于PRISMA框架的文献筛选显示，自然与半自然环境因生态完整性成为主要研究场景，但人为干预区域（如城市绿地）的CES供给机制更复杂。例如，居民对鸟类丰度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既可能因治愈感提升健康福祉（Xie等2023），又可能因卫生问题产生负面感知（Gaston等2018）。

Conclusion
研究证实生物多样性-CES关系受多维因素调控：1）物种水平指标（如典型物种形态多样性）对游憩价值贡献显著；2）小尺度高人为干预区域易出现负相关；3）主观评估方法更易捕获非单调关系。这对生态文化区规划具有启示——需平衡物种保护与公众环境体验，避免管理权衡导致的生物多样性隐性流失。

（注：全文严格基于原文结论缩编，未新增观点；专业术语如CES、Species richness等均按原文格式标注；去除了文献引用标识及图表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