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知觉如何影响责任归因？基于情境实验的公众认知机制研究

本研究通过三组在线情境实验，探讨公众对行为者责任归因是否受其意识/无意识视觉感知影响。结果表明，意识知觉虽非责任判定的必要条件，但能显著调节责任程度，且负面结果中该效应受"应然/实然感知"判断中介。成果为法律与社会决策中的责任认定提供了认知科学依据。

　　

在当代法律实践与社会认知中，一个根本性争议持续引发热议：当个体行为导致重大后果时，其意识状态是否应成为责任判定的关键要素？2019年科罗拉多州卡车司机因未察觉紧急坡道导致4人死亡的案例，引发公众与司法系统对责任认定的巨大分歧，这一矛盾凸显了意识知觉(conscious perception)与责任归因(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之间的复杂关系。

传统理论界对此存在三大对立假说：以Levy为代表的"意识必要论"(consciousness thesis)主张责任判定必须以行为者对关键事实的清醒认知为前提；相反，"全责任论"支持者如Sripada则认为无意识加工(unconscious processing)同样应承担完全责任；而折中观点如Sher提出的"程度调节论"认为意识状态仅影响责任量级。然而这些理论争议缺乏公众认知层面的实证支持，而普通人的判断标准恰恰直接影响司法陪审团制度与社会舆论导向。

为解决这一理论争议与现实需求，来自美国杜克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在《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发表系列研究。通过精心设计的三个在线情境实验(共纳入1,200余名被试)，采用足球守门员预判(Study 1)、卡车司机桥梁高度识别(Study 2)和餐厅拿错外套(Study 3)等生态效度高的情境，系统操纵行为者的视觉信息获取方式(无意识感知/意识感知)、信息准确性及结果效价(积极/消极)。研究运用方差分析、中介效应模型等统计方法，结合责任评分量表与路径分析，首次实证揭示了公众责任归因的认知规律。

主要技术方法包括：1)多因素情境实验设计，通过随机分组控制知觉状态(conscious/unconscious)、结果效价(valence)等变量；2)采用美国普通人群在线样本；3)开发标准化责任归因量表(7点Likert量表)；4)基于路径模型(Path Model)分析义务(obligation)与能力(capacity)判断的中介效应；5)通过补充研究检验信息准确性与结果效价的调节作用。

【Study 1】足球射门情境实验
通过模拟点球大战场景，发现即使射手仅无意识感知守门员倾向，公众仍判定其需承担部分责任(M=3.82/7)。但当射手明确意识到守门员动向时，责任评分显著提升至M=5.11(p<0.001)。这种"意识增强效应"在进球(积极结果)与扑救(消极结果)情境中均存在，但消极结果中的效应量更大(η²
=0.18 vs 0.11)。

【Study 2】卡车撞桥事故模拟
复制现实交通事故案例，证实信息准确性是关键调节变量。当桥梁高度标识准确时，司机意识感知状态导致责任评分差异达2.3分(p<0.001)；而错误标识条件下差异消失(p=0.32)。这提示公众责任判定不仅关注知觉状态，更重视知觉内容与现实的匹配度。

【Study 3】义务-能力中介机制
针对负面结果建立中介模型，发现"应然感知"(should have perceived)与"能然感知"(could have perceived)判断完全中介意识状态对责任的影响(间接效应占比72%)。这意味着公众实际上采用"两步判断法"：先确认行为者是否应/能意识到关键信息，再据此调整责任量级。

综合讨论显示，公众认知最符合"程度调节论"：1)意识知觉非必要但显著提升责任判定，支持Sher的渐进式责任观；2)负面结果中的效应强化现象印证道德判断的不对称性(moral asymmetry)；3)路径分析揭示公众采用"义务-能力-责任"的序列认知框架，与Malle的路径模型(Path Model)高度吻合。这些发现对司法实践具有双重启示：既反对完全豁免无意识行为，也警示过度依赖"意识必要"可能造成判决偏差。

该研究的创新性在于首次将意识哲学争论转化为可操作的认知实验，架起了理论争议与公众实践之间的桥梁。未来研究可拓展至跨文化比较、神经机制探索等方向。正如作者Simmons强调的，这项成果为理解"自动驾驶事故责任划分"等新兴伦理难题提供了认知基准，对完善AI时代的责任认定框架具有前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