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农村土地征用的政治经济学：中资农业投资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区位选择机制研究

本研究针对非洲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土地掠夺"叙事的局限性，通过构建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原始案例数据库，系统分析次国家级土地权属制度(LTRs)如何塑造中国农业投资(CAgriIs)的区位选择。研究发现中国投资者显著偏好私有产权制度，而政府拥有自由裁量权的LTRs吸引投资较少，揭示了东道国监管框架在塑造外资土地投资空间分布中的关键作用。

　　

在全球化背景下，非洲农村土地成为跨国资本竞逐的新疆域。2008年粮食、燃料和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农村土地交易激增，全球累计达成1560笔跨国农业交易，涉及3000万公顷土地，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成为外资土地收购(FLAs)的主要目标。然而，现有研究多从"土地掠夺"和"剥夺积累"视角出发，将这一过程简单归咎于国家与跨国资本的合谋，忽视了东道国国内制度特别是土地权属制度(Land Tenure Regimes, LTRs)的复杂调节作用。

中国农业投资(CAgriIs)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启动后显著扩张，但相关研究存在三个关键缺口：一是过度依赖单一国家案例，缺乏跨国比较；二是局限于国家级分析，忽视次国家差异；三是将国内精英简单描绘为外资合谋者，忽视其自主议程。为填补这些空白，中国某高校研究人员在《Journal of Rural Studies》发表论文，通过构建坦桑尼亚和赞比亚1990-2021年的原始案例数据库，采用次国家级空间比较方法，系统考察LTRs如何塑造CAgriIs的区位选择。

研究采用混合方法，包括：(1)构建包含50个CAgriIs案例的原创数据库；(2)在两国进行6个月田野调查，收集140份政府官员、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数据；(3)结合国家档案和土地政策文件分析；(4)运用农业适宜性指标(nutrient和workability)和道路密度等空间数据进行区位分析。

研究结果呈现清晰的制度逻辑：

1. 非洲土地权属制度：次国家层面的制度变量
   研究采用Boone的LTRs理论框架，将非洲农村土地治理分为统计型(statist)和新习惯型(neocustomary)两大体系。前者包括私有产权制度和政府租赁制度，后者则根据是否允许外资直接获取习惯地权细分为两类。这种分类揭示了土地治理的多层次性——从家族、酋长到中央政府，每个层级都是潜在的"守门人"。

2. 土地权利与中国农业投资的结构：区位选择
   地图分析显示，赞比亚80%的CAgriIs集中在私有租赁地(1995年《土地法》保障的99年可续期租约)，而坦桑尼亚因缺乏私有产权制度，CAgriIs数量仅为赞比亚的1/4。典型案例显示，中国投资者通过市场交易从白人农场主或当地个人获得土地权属，而非通过强制征收。赞比亚土地事务专员直言："与坦桑尼亚不同，我们对外资获取土地没有二等公民待遇"。

3. 竞争性解释：基础设施与经济决定论假说
   虽然所有CAgriIs都位于农业适宜区(Class 1-7)，但时空分析揭示更深层机制：赞比亚私有土地多沿殖民时代铁路线分布，说明基础设施是私有产权制度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政策转折点分析更具说服力——2017年赞比亚《国家土地政策》草案限制外资土地获取后，CAgriIs立即锐减，而同期中国对赞总体投资却在回升。

这项研究对理解非洲农村土地政治具有三重突破：首先，解构了"国家-资本共谋"的简单叙事，证明私有产权制度才是吸引CAgriIs的关键；其次，揭示了次国家治理的层级性——从酋长领地到区议会再到土地部，每道关卡都增加交易成本；最后，通过跨国比较证明，东道国制度设计比资源禀赋更能解释外资区位选择。

研究的政策启示尤为深刻：非洲国家若希望引导农业投资，与其大规模划拨政府租赁地，不如建立透明稳定的产权市场。对中国投资者而言，研究警示习惯地权转换的高风险——在赞比亚研究的6个尝试案例中，4个因酋长抵制、官僚拖延或政策变更而失败。这些发现为正在制定的中非农业合作政策提供了宝贵的实证依据。

未来研究可沿三个方向拓展：一是将LTRs分析框架应用于其他南方国家；二是考察矿业、林业等非农领域的土地治理；三是追踪赞比亚2021年土地新政的实施效果。随着非洲大陆自贸区启动，理解土地制度的空间差异性将成为预测投资流动的关键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