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对厄瓜多尔南部野生环境中罗蛉种群及筑巢行为的影响：环境污染与恰加斯病传播的新关联

本研究针对恰加斯病(Chagas disease)主要传播媒介Rhodnius ecuadoriensis的生态适应性展开调查，首次揭示人类活动产生的废弃物通过改变野生动物巢穴组成影响病媒种群动态。研究团队在厄瓜多尔洛哈省开展为期3年的巢穴调查，发现35.2%的巢穴含有人工材料（如口罩绑带、塑料条），且近道路巢穴的媒介数量与污染物呈负相关(r=-0.361)，为理解环境变化对病媒传播的复杂影响提供了新视角。

　　

在新冠疫情后全球塑料污染激增的背景下，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科学问题逐渐浮现：人类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如何影响疾病传播媒介的生态行为？恰加斯病——这种由克氏锥虫(Trypanosoma cruzi)引起、通过锥蝽科昆虫传播的寄生虫病，正随着环境变化展现出新的传播模式。传统上，其主要传播媒介Rhodnius ecuadoriensis栖息于森林环境，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持续干扰正在重塑这些病媒的生存策略，使得原本局限于野生动物间的疾病向人类聚居区扩散的风险加剧。

为揭示这一生态-疾病传播的复杂关系，由厄瓜多尔天主教大学等机构组成的研究团队在《BMC Infectious Diseases》发表了开创性研究。研究团队选择厄瓜多尔南部洛哈省8个农村社区作为观测点，采用重复横断面调查方法，在2018、2022和2023年对389个野生动物巢穴进行系统采样。通过标准化15分钟/人/巢的搜索强度，研究人员记录巢穴位置（距房屋30米为界划分野生与周边环境）、结构特征及内含物，使用地理信息系统(QGIS)进行空间分析，并计算侵染指数（Infestation index）、密度(Density)等昆虫学指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研究首次将巢穴中人工材料的出现纳入量化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评估其与地理要素的关联。

研究结果展现出令人惊讶的时空动态。在野生环境中，侵染指数呈现波动特征：2018年最高达27.5%，2022年降至16.5%，2023年又回升至22.2%。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边环境的侵染指数从2018年的33.3%骤降至2022年的0%。这种差异暗示人类活动对病媒种群可能产生双重作用：一方面通过栖息地改变抑制种群，另一方面又通过废弃物提供新的生存资源。

巢穴生态分析揭示了关键宿主关联。在90个被侵染巢穴中，50.1%为哺乳动物（主要是银背松鼠Simosciurus nebouxii）巢穴，36.8%为鸟类（如鹪鹩Campylorhynchus fasciatus）巢穴。巢穴高度分布显示适应性变化：2018年50.9%巢穴位于2-5米低处，而2022-2023年主要转移至6-10米高度区间（占71.4%和58.3%），可能反映野生动物对人为干扰的回避行为。

最具突破性的发现来自巢穴物质组成分析。2018年未检测到人工材料，但2023年35.2%的巢穴整合了塑料制品，包括口罩绑带、塑料条等新冠相关废弃物。空间分析显示这些"混合巢穴"多分布于距道路35米范围内，统计证实人工材料存在与道路/河流距离呈弱至中度负相关(r=-0.361, p=0.039)。这提示人类活动通过物质输入间接改变病媒栖息环境。

从发育阶段看，采集的1,089只R. ecuadoriensis中以三龄若虫(N_III
)占比最高，成虫比例最低，表明研究区域存在活跃的繁殖种群。值得注意的是，含人工材料的巢穴中病媒死亡率升高，暗示塑料可能通过缠绕等机械作用产生非选择性杀伤。

这项研究开创性地建立了"环境污染-野生动物行为改变-病媒生态重塑"的级联效应模型。其核心价值在于揭示人类活动不仅通过直接栖息地破坏影响病媒，更通过物质输入这一隐蔽途径改变传播生态。研究提出的"混合巢穴"概念为理解环境变化下的疾病传播提供了新框架，特别是新冠疫情后塑料污染激增可能加速这类生态转变。从公共卫生角度看，发现病媒种群在周边环境的急剧减少（2018年33.3%→2022年0%）提示传统控制措施可能低估了环境自净潜力，而野生环境的持续侵染则强调需要跨生态系统的协同管理。

研究同时提出亟待解决的后续问题：人工材料是否通过改变微气候（如保温性）影响病媒发育速率？塑料降解产生的化学物质会否改变病媒的宿主寻找行为？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发展基于环境管理的精准防控策略。作者建议将废弃物管理纳入恰加斯病综合防控体系，特别是在道路等人类-野生动物交界带加强环境教育，这为全球热带病控制提供了"One Health"理念的新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