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野生动物救援的全国性调查：公众认知、行为模式与物种偏好背后的生态伦理思考

本研究针对野生动物救援实践中公众认知与行为脱节的问题，通过全国性问卷调查（n=492）揭示了澳大利亚民众对救援规模的低估（63%）、存活率的高估（68%）及物种选择性救援的矛盾心理（44%）。研究发现救援行为与对物种类型的认知（OR=0.55, p=0.01）、治疗优先级观念（OR=0.38, p<0.001）及人口统计学特征显著相关，为制定针对性监测与教育策略提供了关键依据。

　　

野生动物救援常被视为纯粹的善举，但鲜少有人追问：谁在决定救援哪些动物？为什么选择救袋鼠而非蝙蝠？这种选择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认知偏差？澳大利亚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每年有超过17.5万例野生动物救援记录，但公众对其规模与结局的认知存在显著偏差——63%的受访者低估救援数量，68%高估存活率。更值得深思的是，59%的受访者承认近期参与过救援，但44%的人持有自相矛盾的观念：声称"不愿动物受苦"的同时，又明确排斥救援特定物种（如33%拒绝救蛇）。这种认知与行为的割裂，暴露出野生动物保护中亟待解决的伦理与生态难题。

为系统解析这一现象，由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领衔的研究团队开展了澳大利亚首次全国性野生动物救援调查（2021-2022）。研究采用雪球抽样法覆盖各州领地，通过Qualtrics平台收集492份有效问卷，运用JASP进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并借助R Studio的ComplexUpset包可视化多选答案组合模式。研究结果发表于《Biological Conservation》，揭示了公众参与野生动物救援的深层驱动因素。

3.1 野生动物救援的公众认知误区
数据显示，多数受访者严重低估救援规模（仅37%选择正确答案>125,000例/年），且错误认为鸟类是主要救援对象（58%），而实际数据表明哺乳动物占比更高。更关键的是，68%的受访者误判救援结局，认为多数动物能存活，但野生动物医院记录显示实际死亡率显著更高。这种认知偏差可能导致"乐观救援"——即未经充分评估便实施可能加剧动物痛苦的干预。

3.2 救援行为与物种偏好
59%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参与过救援，其中93%的救援者将动机归结为"减少动物痛苦"。但矛盾的是，51%的这类受访者同时承认会选择性回避特定物种救援，如33%明确排除蛇类，5%拒绝蝙蝠。在自由回答中，23人直言不救援"非本土物种"，反映出救援行为深受物种魅力值（charisma）影响。

3.3 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影响
回归分析显示，女性（OR=0.51, p=0.03）、年长者（Gen Z比Boomer世代OR=0.28, p=0.002）及北美成长背景者（OR=0.2, p=0.01）救援概率显著较低。值得注意的是，与传统假设相反，居住地（城乡）、教育水平、政治倾向等因素未显示显著关联，这挑战了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既有认知框架。

4.4 治疗优先级的伦理分歧
53%的受访者支持按伤病程度分配资源，而42%主张优先保护濒危物种——后者参与救援的几率更低（OR=0.38, p<0.001）。这种分歧折射出野生动物保护的根本矛盾：应以个体福利（animal welfare）还是物种存续（conservation priority）为第一准则？

该研究首次量化了公众参与野生动物救援的认知行为特征，其价值不仅在于揭示"救援浪漫主义"背后的认知误区，更提出了资源分配的核心伦理问题。当媒体聚焦考拉等魅力物种时，成千上万的鸟类与爬行动物正因"认知盲区"被系统性忽视。研究建议建立全国性救援数据库，并开发针对性别、年龄群体的差异化教育方案。更重要的是，它迫使社会直面一个尖锐问题：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我们究竟要为怎样的"自然"而战？是每个受苦的个体，还是整体生态系统的韧性？这一追问，将重塑野生动物保护的未来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