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实用主义视角下减害实践的机构化困境与理论重构

本文推荐：针对减害实践（harm reduction）在机构化进程中理论模糊与政治性消解的问题，研究者提出批判实用主义（critical pragmatism）理论框架，揭示减害运动兼具实用主义行动与批判理论的结构性变革诉求。通过梳理Black Panthers、Young Lords等社会运动史，论证机构化导致减害实践去政治化风险，提出整合两种理论以抵抗体制收编，为当代北美药物政策危机提供理论工具。

　　

在全球药物滥用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减害实践（harm reduction）作为一种替代传统戒断模式的新范式，近三十年来被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系统采纳。然而这种机构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进程却暴露了深层矛盾——基层运动强调通过社会行动改变药物使用的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而体制内应用则聚焦个体行为管理的实用主义策略。这种分裂使得减害领域陷入理论混沌，既削弱了其改造社会的激进内核，也导致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的混乱。面对北美日益恶化的药物毒性危机（drug toxicity crisis）和保守政策的反扑，厘清减害的理论根基已成为关乎运动存续的关键命题。

为破解这一困局，研究者提出批判实用主义（critical pragmatism）理论框架。通过文献分析法梳理Black Panthers的社区医疗实践、Young Lords的"人民计划"（The People's Program）、ACT UP的针具交换行动等历史案例，结合对当代VANDU（温哥华吸毒者网络）、DULF（吸毒者解放阵线）等组织活动的民族志研究，揭示减害运动始终兼具双重基因：实用主义（pragmatism）提供注射督导、针具分发等即时干预手段，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则指向毒品战争（war on drugs）背后的种族资本主义逻辑。研究特别关注加拿大Hyshka等学者提出的政策框架分析，揭示机构化如何通过"成本效益"话语将减害简化为传染病防控工具。

理论溯源部分系统解构两种哲学传统。实用主义源自Peirce、James等19世纪末美国哲学家，其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立场与减害反对成瘾疾病模型（disease model of addiction）的立场天然契合；批判理论则继承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减害语境中表现为对毒品法种族化执行（如可卡因量刑差异）的揭露。研究指出，当机构化过度强调前者时，会强化个体责任叙事，掩盖结构性不公——如当前芬太尼（fentanyl）污染危机中，仅推广纳洛酮（naloxone）而回避毒品非罪化（decriminalization）讨论。

通过构建批判实用主义框架，研究者提出四项抵抗机构化原则：1）坚持吸毒者主体地位，避免专业主义剥夺其话语权；2）将实践干预与政策倡导绑定，如DULF通过"同情俱乐部"（compassion club）既提供洁净毒品又挑战法律框架；3）保持社区自主性，反对一刀切服务模式；4）拓展评估维度，纳入尊严保护等非量化指标。该框架特别强调北美当前政治环境下，需警惕保守势力对减害资金的削减和对监督注射点（supervised consumption sites）的污名化。

这项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的研究具有双重意义：理论上首次系统论证减害的哲学谱系，打破"实用主义主导论"的简化叙事；实践上为运动者提供抵抗收编的思想武器——正如HIV/AIDS危机中的行动者曾以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推动政策变革，当代运动也需在芬太尼危机中重申减害的政治本质。研究警示，若放任机构化消解批判维度，减害将退化为维持现状的工具，丧失其改造压迫性结构的原初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