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疫情下环境意识对电动汽车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双路径中介作用

为解决COVID-19疫情后消费者环境意识(EAC-19)与电动汽车购买意愿(CIPEVs)间的复杂关系，研究人员基于Rest伦理决策模型，结合理性(伦理判断EJ-EV)与非理性因素(伦理义务EOO-EV和主观规范SN-EV)，通过464份中国消费者问卷数据揭示：EAC-19通过双路径完全中介影响CIPEVs，其中理性路径(EJ-EV)效应更强。该研究为政府和企业制定EV推广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COVID-19疫情不仅改变了全球公共卫生格局，更深刻影响了消费者的环境意识和出行选择。随着封锁期间空气质量的显著改善，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身行为对环境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为避免感染风险，私家车使用激增又带来了新的环境隐患。这种矛盾现象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疫情激发的环境意识能否转化为可持续消费行为，例如选择电动汽车(EV)替代传统燃油车？尽管已有研究表明环境意识与绿色消费存在关联，但疫情特殊背景下两者间的心理机制尚不明确，且电动汽车作为高价值耐用品的购买决策可能涉及更复杂的伦理考量。

为探索这一问题，国内某研究团队在《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发表研究，创新性地整合了Rest的理性伦理决策模型与非理性因素框架。通过在中国五大城市收集464份有效问卷，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发现：疫情导致的环境意识提升并不会直接促使消费者选择电动汽车，而是通过两条并行路径发挥作用——理性路径中，消费者通过伦理判断(EJ-EV)确认购买EV的道德正当性；非理性路径则通过伦理义务(EOO-EV)激发主观规范(SN-EV)感知，最终形成购买意愿。值得注意的是，理性路径的影响强度(β=0.211)显著高于非理性路径(β=0.167)。

研究方法上，团队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通过Wjx平台收集北京、上海等疫情高发城市数据。测量工具包括Reynolds的EAC-19量表、Culiberg的EJ-EV量表，以及改编自Ajzen的SN-EV量表。使用AMOS 29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I=0.997)和路径分析，并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方差解释率<50%)排除共同方法偏差。

研究结果呈现三大发现：

1. 理性路径的完全中介作用：EAC-19对EJ-EV的标准化路径系数达0.536(p<0.001)，而EJ-EV又显著预测CIPEVs(β=0.251)，证实伦理判断的关键桥梁作用。
2. 非理性路径的链式中介：EOO-EV虽不直接影响购买意愿(β=0.051, p>0.05)，但通过增强SN-EV感知(β=0.443)间接促进行为意图，形成EAC-19→EOO-EV→SN-EV→CIPEVs的完整通路。
3. 文化情境的调节效应：与西方研究不同，中国消费者更依赖社会规范而非个人道德义务，这体现为SN-EV对CIPEVs的强预测力(β=0.367)。

讨论部分指出，该研究突破了传统理性决策模型的局限，首次揭示疫情背景下环境意识转化为具体消费行为的双通道机制。实践层面，建议政府和企业采用差异化策略：针对理性路径，可通过环境成本可视化(如碳排放对比)强化伦理判断；针对非理性路径，则应借助意见领袖和社群传播塑造"开EV=负责任"的社会规范。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还发现高收入(>9000元/月)和有车群体更倾向选择EV，这为精准营销提供了靶点。

该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拓展了伦理决策理论在可持续消费领域的应用，证实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能重塑消费伦理框架；现实意义则在于为"后疫情时代"的绿色交通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文化差异对双路径权重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行为干预强化环境意识与具体消费行为的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