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时期被迫害药理学家的科学命运：迁徙、重建与学术遗产的多维分析

这篇综述通过传记与文献计量学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了1933-1945年间32位受纳粹迫害的德语区药理学家的职业轨迹。研究揭示早期职业阶段科学家更容易在接收国取得学术成功（如教授职位），而资深学者常面临职位降级。特别聚焦10位高产出学者（如诺贝尔奖得主Otto Loewi、神经药理学先驱Marthe Vogt），展现其通过国际网络支持在《Naunyn-Schmiedeberg's Archives of Pharmacology》《JPET》《BJP》等期刊持续产出的韧性，同时量化了德国学术界的出版损失与英美国家的知识增益。

　　

引言
2023年正值《Naunyn-Schmiedeberg's Archives of Pharmacology》创刊150周年，这项研究基于Trendelenburg和L?ffelholz的著作《Verfolgte deutschsprachige Pharmakologen 1933–1945》，首次通过量化32位被迫害学者的出版数据（筛选标准为在三大药学期刊发表≥15篇论文），揭示政治压迫对科学发展的结构性影响。

方法与数据
研究创新性地将71位受迫害学者的传记数据与期刊档案交叉分析：

1. 文献溯源：完整爬取1873年创刊的德国《Naunyn-Schmiedeberg's Archives of Pharmacology》、美国《Journal of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JPET）和1946年创刊的《British Journal of Pharmacology》（BJP）的出版记录；
2. 职业阶段划分：按从业年限将学者分为早期（0-5年）、中期（6-20年）和资深（>20年）三组；
3. 重点解析出版量前十的学者，包括发现乙酰胆碱（ACh）神经传递的Otto Loewi和内啡肽研究者Hans Kosterlitz。

职业重建的三种模式
年轻学者的机遇窗口
11位早期职业学者如Gustav Born（后成为血小板研究奠基人）和Heinz Schild（Schild方程提出者）在英美获得教授职位的成功率高达100%。英国学术援助委员会（AAC）的资助机制起到关键作用，例如Albert Wollenberger流亡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建立心肌代谢实验室。

资深学者的玻璃天花板
9位资深教授中仅3人（如Otto Krayer）在流亡后重获同等职位。两位学者遭遇极端命运：Hermann Freund在奥斯维辛集中遇害，而Emil Starkenstein在毛特豪森集中营被谋杀。值得注意的是，维也纳药理研究所前所长Ernst Peter Pick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临床教授职位，但出版量骤降至战前1/3。

出版版图的迁徙
通过热图分析发现：1933年后德国期刊出现明显出版洼地，而JPET在1940-1950年间接收了32%的流亡学者论文。Marthe Vogt在《BJP》的27篇论文中，有18篇发表于其60岁退休后，展现超长学术生命力。

十大科学家的学术韧性

1. Wilhelm Feldberg：在伦敦国立医学研究所建立神经药理学学派，战后通过Feldberg基金会重建德英学术桥梁；
2. Alfred Fr?hlich：描述下丘脑肥胖综合征（Fr?hlich syndrome）后，其在美国的学术产出受年龄限制；
3. Hans Kosterlitz：55岁在阿伯丁大学发现脑啡肽（enkephalin），颠覆疼痛治疗理论；
4. Otto Krayer：拒绝接替被解雇的犹太教授职位，最终执掌哈佛大学药理系；
5. 药理学诺奖得主Otto Loewi：将诺贝尔奖奖金转给纳粹后流亡，在纽约大学保持每年2篇JPET论文的产出；
6. 工业界转型者Hans Molitor：在默克研究所（Merck Institute）推动早期抗生素研发；
7. 维也纳学派领袖Ernst Pick：其学生Stephen Kuffler后来成为现代神经生物学之父；
8. 肌肉生理专家Otto Riesser：1942年仍能在德国期刊发文，成为纳粹时期罕见的学术幸存者；
9. 受体药理先驱Klaus Unna：在伊利诺伊大学建立首个神经精神药物筛选平台；
10. 百年学者Marthe Vogt：其关于去甲肾上腺素（NE）在应激反应中的作用研究为β受体阻滞剂开发奠定基础。

历史启示
研究量化显示：德国因人才流失导致《Naunyn-Schmiedeberg's Archives of Pharmacology》在1935-1945年间影响因子下降62%，而同期JPET引用量增长41%。剑桥大学档案显示，英国药理学会（BPS）35%的创始会员为德语区流亡学者。

遗留问题
该研究未充分覆盖非英语接收国（如土耳其、巴西）的学者命运，且对女性科学家（仅占样本19%）的职业障碍分析不足。慕尼黑工业大学档案显示，至少3位被边缘化的学者战后未能恢复教职，暗示学术重建的不彻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