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三唑类药物时代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的真菌感染：医学真菌学新时代的黎明

这篇综述系统回顾了三唑类（triazoles）问世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HM）患者侵袭性真菌感染（IFIs）的诊断与治疗里程碑，揭示了宿主免疫、早期诊断（如CT和GM试验）及抗真菌药物（如AMB-d）毒性限制等核心挑战，为现代真菌学实践奠定了重要基础。

　　

医学真菌学的黎明：抗真菌治疗史前时代的挑战与突破

临床背景与历史演变

20世纪50年代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HM）患者因原发病预后极差，感染并发症未受重视。随着化疗和造血干细胞移植（HCT）的发展，侵袭性真菌感染（IFIs）逐渐成为主要死因。早期尸检研究揭示，念珠菌（Candida）、曲霉（Aspergillus）和毛霉菌（Mucorales）是主要病原体，而长期中性粒细胞减少和糖皮质激素使用是核心风险因素。

诊断技术的演进

在缺乏现代影像学和生物标志物的时代，IFIs诊断常延迟至尸检。20世纪80年代，CT的引入显著提升了肺部真菌感染的检出率，特征性“晕轮征”成为曲霉病早期诊断的关键。半乳甘露聚糖（GM）试验的早期版本虽因灵敏度不足未能普及，但为后续非培养诊断技术奠定了基础。

治疗困境与突破

两性霉素B脱氧胆酸盐（AMB-d）曾是唯一系统性抗真菌药物，但肾毒性限制了其应用。20世纪70年代酮康唑（ketoconazole）的问世开启了口服抗真菌时代，但其窄谱性和肝毒性促使更安全的三唑类药物（如伊曲康唑、氟康唑）的研发。脂质体AMB（LAMB）和棘白菌素类（echinocandins）进一步丰富了治疗选择。

免疫调节与辅助策略

粒细胞输注和细胞因子（如G-CSF、GM-CSF）被尝试用于难治性IFIs，但疗效受限于短暂的作用时间和不良反应。保护性环境（如HEPA过滤舱）和肠道去定植策略因成本与实用性被淘汰，系统性预防最终转向风险适应的三唑类药物。

现代启示与未来方向

宿主免疫状态仍是IFIs风险的核心决定因素。新型抗癌疗法（如CAR-T）带来了新的免疫抑制模式，而真菌耐药性（如非白念珠菌、镰刀菌）持续演变。诊断技术的革新（如宏基因组测序、MALDI-TOF质谱）和靶向免疫调节仍是未来重点。

小标题下的关键细节

• 诊断挑战：早期胸部X线对中性粒细胞减少患者灵敏度不足，支气管肺泡灌洗（BAL）在80年代成为重要工具。
• 经验性治疗：Pizzo等证实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患者早期使用AMB-d可降低死亡率。
• 预防策略：泊沙康唑（posaconazole）等高活性三唑类药物显著降低了HCT患者的IFI发生率。

这一历史回顾不仅勾勒了医学真菌学的发展轨迹，更强调了多学科协作在对抗IFIs中的永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