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食者-人类共享景观中猎物的栖息地利用与时间策略解析：以尼泊尔Banke国家公园为例

本研究针对尼泊尔Banke国家公园(BaNP)内捕食者(虎豹)与人类共存的生态挑战，通过相机陷阱和微生境调查，揭示了6种主要猎物物种的栖息地偏好及时间活动节律。结果表明，猎物物种呈现从晨昏性到夜行性的多样化活动模式，部分物种通过减少与捕食者的时间重叠或利用人类活动作为"防护盾"策略降低捕食风险。该研究为多物种协同保护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对缓解人兽冲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尼泊尔低地保护区，虎(Panthera tigris)和豹(Panthera pardus)等大型食肉动物的生存正面临严峻挑战。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这些顶级捕食者与人类共享景观的现象日益普遍，导致复杂的生态关系网。Banke国家公园(BaNP)作为Bardia-Banke复合体(BBC)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猎物密度(25.67头/km²
)显著低于相邻的Bardia国家公园(69.09头/km²
)，这种猎物资源的匮乏可能迫使捕食者转向家畜，加剧人兽冲突。更令人担忧的是，现有研究多关注单一猎物物种分布，忽视了多物种动态及其行为适应机制，这严重制约了保护策略的有效性。

为破解这一困局，来自尼泊尔的研究团队在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发表了创新性研究成果。研究采用系统性相机陷阱调查(30个站点，450个陷阱夜)结合微生境变量分析，首次全面揭示了6种主要猎物物种(吠鹿、四角羚、斑点鹿、水鹿、野猪和印度冠豪猪)在捕食者-人类共享景观中的生存策略。通过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LMM)和活动重叠分析，研究不仅量化了物种特异性栖息地偏好，还解析了其时间分配策略对捕食风险的响应机制。

关键技术包括：1)基于2km×2km网格的标准化相机陷阱部署；2)利用Sentinel-2影像计算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3)结合DEM数据和现场调查构建6个微生境变量；4)采用Δ1系数量化活动重叠度；5)运用DHARMa包进行模型验证。所有数据采集均获尼泊尔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部许可。

研究结果揭示：

1. 栖息地利用模式
   吠鹿回避茂密植被(NDVI负相关,p=0.02)而偏好近水源区域(WD负相关,p=0.004)，与道路保持距离(RD正相关,p=0.007)；斑点鹿则适应人类干扰(DI正相关,p=0.034)，在向阳坡地活跃(Asp正相关,p=0.001)；四角羚回避陡坡(Slo负相关,p=0.002)；印度冠豪猪选择低干扰(DI负相关,p=0.041)、中等植被密度的近水区域。

2. 时间活动策略
   水鹿和野猪呈晨昏性活动，斑点鹿和吠鹿为双峰型，四角羚完全昼行性，印度冠豪猪则为典型夜行性。捕食者(虎豹合并分析)呈现夜间活动高峰，与多数猎物存在中度活动重叠(Δ1=0.58-0.73)，但与斑点鹿(Δ1=0.49)和四角羚(Δ1=0.49)重叠较低。

3. 人类影响机制
   四角羚与人类活动高度重叠(Δ1=0.85)，支持"人类防护盾"假说；捕食者则显著回避人类活动时间(Δ1=0.44)。这种时间生态位分化表明，猎物可能通过调整活动节律来平衡捕食风险与资源获取。

讨论部分强调了三重科学价值：首先，物种特异性栖息地需求呼吁差异化保护策略，如为吠鹿维持半开放近水栖息地，为适应人类活动的斑点鹿建立缓冲带。其次，时间生态位分化机制为理解捕食者-猎物动态提供了新视角，特别是四角羚通过同步人类活动来降低捕食风险的策略。最后，研究警示人类活动可能重塑传统食物网结构，建议在野生动物活动高峰时段限制人类干扰。

该研究的创新性在于首次系统整合了BaNP生态系统的空间与时间维度数据，为跨学科保护规划树立了典范。未来研究需扩展至全年监测，并考察温度等环境因子对活动节律的调节作用。这些发现对全球其他捕食者-人类共存区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特别是在制定基于证据的栖息地管理方案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