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修辞对跨群体接触的影响：以穆斯林群体为对象的促进与阻碍机制研究

本研究探讨政治修辞如何作为间接接触形式影响非穆斯林群体与穆斯林的接触意愿。通过两项随机对照实验发现，积极修辞能提升跨群体信任并降低焦虑，从而促进接触意愿；消极修辞仅对低社会支配取向(SDO)个体产生负面效应。研究填补了政治话语影响跨群体关系的理论空白，为减少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提供了新视角。

　　

在当今多元文化社会中，跨群体接触(intergroup contact)被公认为减少偏见的最有效方式之一，但现实中许多人仍主动避免与不同群体成员接触。这种矛盾促使研究者开始关注影响跨群体接触的结构性因素，其中政治修辞(political rhetoric)作为塑造群体认知的重要工具，其作用机制尚未明确。加拿大作为穆斯林人口比例持续增长的国家，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现象日益凸显，穆斯林群体在就业、心理健康等方面面临系统性歧视。这一背景下，探究政治修辞如何影响公众与穆斯林群体的接触意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为揭示这一机制，研究人员开展了两项精心设计的实验研究。第一项研究通过Prolific Academic平台招募435名加拿大非穆斯林参与者，将其随机分配至积极修辞、消极修辞或对照组。实验材料基于加拿大政治领袖真实演讲改编，积极修辞强调穆斯林群体对社会贡献（如设立奖学金、反贫困行动），消极修辞则渲染伊斯兰价值观与西方文明的冲突。第二项研究扩大样本至636人，优化了消极修辞的措辞以降低政党关联性。两项研究均测量了接触感知(contact perceptions)、接触意图(contact intentions)、群体间信任(intergroup trust)、群体焦虑(intergroup anxiety)等核心变量，并采用PROCESS进行中介和调节效应分析。

研究结果部分，五个关键发现层层递进：

1. 积极修辞的促进效应
   两项研究一致表明，接触积极政治修辞的参与者表现出更积极的未来接触感知（Study1: b=0.30,p=.030; Study2: b=0.22,p=.037）和更强的接触意图（Study2: b=0.27,p=.046）。中介分析揭示这种效应主要通过提升群体间信任实现（Study1: b=0.20; Study2: b=0.11），而群体焦虑的间接作用仅在首项研究中显现。

2. 消极修辞的有限影响
   与假设相反，消极修辞未产生整体性负面效应。但Study2发现其对低社会支配取向(SDO₇
   )个体存在"毒性效应"：当SDO低于均值1SD时，消极修辞使接触感知显著降低（b=-0.39,p=.006），这种效应通过加剧群体焦虑实现（间接效应b=-0.11）。

3. 意识形态的调节作用
   社会支配取向(SDO)展现出独特调节模式：低SDO个体对消极修辞更敏感，而高SDO个体对积极修辞无抵触。右翼权威主义(RWA)和政治取向则未显现显著调节作用，表明群体层级信念比权威服从倾向更能预测修辞敏感性。

4. 中介机制的差异
   群体间信任是积极修辞最稳定的中介路径（两项研究效应量d=0.22-0.18），而权威规范(authority norms)始终未达显著性。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反映规范转变需要长期修辞暴露，而非单次实验干预所能捕捉。

5. 行为意图的"顽固性"
   接触意图比感知更难改变，仅在更大样本的Study2中达到显著。这符合计划行为理论(Ajzen,2011)关于意图-行为关联受认知调节的观点，暗示需要更强干预才能转化实际接触行为。

这项发表在《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的研究具有多重理论价值：首先，将政治修辞概念化为"代理性跨群体接触"(vicarious intergroup contact)，拓展了接触理论的应用边界；其次，发现群体信任可作为无直接接触情境下的情感建构渠道，丰富了群体情绪形成机制的理解；最后，揭示低SDO个体对消极修辞的脆弱性，为"偏见易感性"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实践层面，研究建议政策制定者：1) 通过强调少数群体贡献的修辞建构包容性社会认同；2) 对意识形态光谱左端人群实施针对性抗辩策略；3) 将信任培养纳入反伊斯兰恐惧症干预方案。

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样本政治倾向左倾可能高估积极修辞效果；加拿大相对宽容的社会语境或弱化消极修辞影响；实验材料的生态效度与实验控制难以完美平衡。未来研究可纵向追踪真实政治辩论的累积效应，或比较不同文化语境下修辞效果的异质性。这些发现为理解政治话语如何塑造社会关系提供了重要实证基础，也为缓解群体对立开辟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