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移民后代收入不平等与死亡率代际差异：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揭示健康公平挑战

本研究针对国际移民健康优势随时间消退的现象，通过瑞典全国登记数据(2004-2018)开展队列研究，首次系统评估了不同代际移民(第一代G1、1.5代G1.5、第二代G2/G2.5)收入相关死亡率不平等(SII/RII)的演变规律。研究发现非欧裔男性移民后代相对不平等指数(RII)高达11.47，且56-60%差异源于外部死因，揭示了社会福利国家背景下移民健康公平的代际恶化趋势，为制定跨代际健康干预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在全球化浪潮中，移民健康问题日益成为公共卫生研究焦点。传统认知认为移民往往具有"健康移民效应"——即移民群体初始健康状况优于迁入地人群，但这一优势会随时间消退。更令人担忧的是，最新证据表明随着居住时间延长，移民群体内部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死亡率差异会显著扩大。瑞典作为典型北欧福利国家，其全民医保制度和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机制，本应为移民提供良好的健康保障，但现实情况却呈现复杂图景：移民后代面临怎样的健康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否呈现代际累积效应？这些问题的解答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健康公平至关重要。

瑞典的研究团队利用全国人口登记系统数据，开展了一项突破性的队列研究。研究纳入2004-2018年间675万余名25-64岁居民，创新性地将移民群体细分为成年移民(G1)、童年移民(G1.5)以及二代移民(G2为双亲移民、G2.5为单亲移民)，并区分欧洲与非欧裔背景。研究采用负二项回归计算收入相关死亡率的不平等指数，包括反映绝对差异的斜率指数(SII)和表征相对风险的相对指数(RII)，同时通过排除外部死因计算人群归因分值(PAF)来解析死亡原因贡献度。

主要发现呈现显著代际梯度：在非欧裔男性群体中，收入相关死亡率不平等呈现惊人的代际增长。第一代移民相对风险指数(RII)仅为1.7，到第二代(G2)骤升至11.47，远超瑞典本土人群的4.73。这种"健康不平等代际放大"现象在绝对差异指标(SII)中同样显著，非欧裔G2男性达4.35/1000人年。值得注意的是，56-60%的不平等可归因于外部死因（事故、自害、暴力等），提示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关键作用。

性别差异揭示社会保护机制：女性整体呈现较低且稳定的不平等水平，但非欧裔G2.5女性出现例外，其RII(2.11)接近本土女性(1.96)，可能反映单亲移民后代特有的脆弱性。这种性别差异暗示劳动力市场歧视、职业隔离等社会机制对男性移民后代的健康影响更为剧烈。

欧洲/非欧裔分化暗示系统性不平等：欧洲背景移民后代的不平等增幅相对缓和(G2 RII=6.39)，而非欧裔群体的剧烈分化指向潜在种族化过程。特别是双亲均为移民的G2群体表现最差，而单亲移民的G2.5相对较好，支持"通婚融合假说"——与本土居民的家庭联结可能提供保护性社会资本。

这项发表在《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Europe》的研究具有多重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首先，它首次证实健康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效应在福利国家依然存在，挑战了"普惠政策自动消除健康差异"的假设；其次，外部死因的主导地位表明需要超越传统医疗模式，从工作环境安全、反歧视立法等社会决定因素入手干预；最后，非欧裔男性的突出风险提示需警惕移民政策收紧可能加剧的健康不平等。

研究同时引发方法论反思：通过对比年龄标准化前后的结果，发现常规统计调整可能低估非欧裔群体的真实不平等程度，这对健康差异研究具有普遍启示。作者特别强调，在缺失种族 ethnicity 数据的北欧登记系统中，移民代际研究实际上捕捉到了结构性歧视的"代理指标"，这一见解为后续研究开辟新思路。

该研究的政策含义不言而喻：在瑞典等移民国家，要实现真正的健康公平，必须实施跨代际的综合干预策略，既要改善第一代移民的经济整合，也要针对移民后代——特别是非欧裔男性——制定预防外部死因的靶向措施。随着欧洲移民政策整体右转，这项研究为预警潜在公共卫生危机提供了科学依据，其方法论框架也可推广至其他移民接收国的健康公平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