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6村旧村改造自组织集体行动的成功路径：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定性比较研究

针对中国农村旧村改造中自组织集体行动的绩效差异问题，研究人员结合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对36个村庄案例进行配置分析，揭示出高绩效的两种路径（规模-规则型与禀赋-规则-决策型）及低绩效的禀赋-规模-规则缺失型配置，为乡村振兴中的土地治理提供了政策优化依据。

　　

在中国独特的农村宅基地制度背景下，随着城市化加速和人口外流，农村面临宅基地超标、空心化、基础设施老化等严峻问题。尽管国家推行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LUTRG）等政策，但旧村改造作为集体行动仍存在政府主导模式执行成本高、市场主导模式权益分配不均等困境。自组织模式虽能规避上述弊端，实践中却呈现绩效分化。为此，研究人员聚焦中国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36个村庄，探索自组织旧村改造的成功条件组合。

研究采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识别外部变量（如资源禀赋、村庄规模）与行动情境（如规则设计、决策机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解析条件组合与绩效的复杂因果关系。样本数据来自自然资源部政策监测平台（PMP）和实地调研，涵盖改造时长、宅基地退出面积等绩效指标。

必要性与充分性条件分析
研究发现，单一条件均非高绩效的必要条件，但存在两条充分路径：规模-规则型（村庄规模大且规则设计完善）和禀赋-规则-决策型（资源禀赋优、规则明确且村两委决策高效）。相反，禀赋-规模-规则缺失型必然导致低绩效。

村庄精英与规则的核心作用
配置2凸显村两委在协调利益、制定规则中的关键地位，反驳了“村干部低效治理”的固有认知。研究强调，规则设计（如补偿标准公示）能降低交易成本，而资源禀赋与规模通过影响集体行动阈值形成差异化路径。

结论与政策启示
该研究首次系统验证了自组织旧村改造的多元成功路径，提出政策应注重规则标准化与地方适配性，强化村集体决策能力，并为发展中国家土地治理提供理论参考。成果发表于《Land Use Policy》，受国家社科基金（No.24CGL103）等项目支持。

（注：全文严格依据原文内容归纳，未添加非原文信息，专业术语如IAD、fsQCA等均保留原文格式及首次出现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