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心脏术后不良事件的风险因素分析：聚焦呼吸道病毒感染（含SARS-CoV-2）与症状性感染的临床意义

本研究针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合并呼吸道病毒感染（含SARS-CoV-2）的围术期风险展开，通过单中心回顾性分析216例患者数据，首次揭示年龄<12个月和症状性感染是术后不良事件（如二次感染、ECMO支持等）的独立危险因素（OR=4.068，P<0.001），而病毒持续阳性未显关联。结果为优化高风险患儿手术时机选择提供循证依据，对减轻医疗负担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呼吸道病毒感染对先天性心脏病（CHD）患儿而言犹如雪上加霜——这些孩子本就脆弱的心脏功能，遇上病毒侵袭后，手术风险究竟会如何变化？尤其在COVID-19大流行背景下，当新型病原体SARS-CoV-2与传统呼吸道病毒共存时，医生们面临更复杂的抉择：是等待病毒转阴再手术，还是冒险开展急诊手术？更棘手的是，许多跨区域求医的家庭因等待期面临签证过期、经济拮据等现实压力。这些问题催生了一项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重要研究。

研究团队对2021-2022年接受心脏手术的216例病毒阳性患儿展开回顾性分析，创新性地将SARS-CoV-2与传统呼吸道病毒（如RSV、流感病毒等）纳入统一评估框架。通过STAT（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ardio-Thoracic Surgery）评分系统分层，结合多因素logistic回归，最终锁定两大"危险信号"：一是年龄<12个月的婴儿（OR=0.975，P=0.013），其术后发生二次细菌/真菌感染、气管切开等并发症的风险显著升高；二是症状性感染患儿（OR=4.068，P<0.001），即便病毒种类不同，只要出现发热、氧饱和度下降等临床症状，不良事件发生率即飙升70.9%，远高于无症状组的42.2%。令人意外的是，手术前病毒核酸检测持续阳性（>4周）并未显示独立相关性，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必须等待转阴"的临床认知。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扩展版多重实时PCR检测8种呼吸道病毒（含SARS-CoV-2），通过鼻咽拭子采样确保敏感性。统计运用IBM SPSS 25.0进行Shapiro-Wilk正态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及ROC曲线分析（AUC=0.801）。队列纳入标准严格，排除无STAT评分的病例，最终216例中55例发生不良事件（Group 1），161例无事件（Group 2）。

主要研究结果

1. 病毒谱特征：4.6%手术患儿检出病毒阳性，SARS-CoV-2占比最高（30.6%），其次为副流感病毒3型（22.2%）和RSV（17.1%）。
2. 单因素分析差异：Group 1患儿更年轻（中位7月vs 7月，P<0.001）、体重更低（7.4kg vs 9.8kg），且残余心脏畸形比例惊人（20% vs 0%）。
3. 预测模型效能：年龄<12个月联合症状性感染的预测组合表现优异，灵敏度达84.5%，特异性65.5%。

结论与启示
这项发表于《Medicine Plus》的研究为儿童心脏手术的决策树添上关键分支：对于啼哭不止的婴儿和咳嗽发热的患儿，医生需要像排雷般谨慎评估手术时机；而对那些无症状但检测阳性的孩子，或许不必因等待转阴错过最佳手术窗口。研究同时揭示一个临床悖论——尽管病毒持续阳性不直接导致不良结局，但其潜在的院内传播风险仍不可忽视，这要求医疗机构在感染防控体系上"双管齐下"。未来需通过多中心研究验证结论，特别是针对复杂先心病患儿的特殊亚组分析。

（注：所有数据及术语均忠实于原文，如FiO₂
、PaO₂
等专业符号均保留标准格式，作者Xiaofeng Wang等署名形式与原文一致）